博物馆管理办法
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
第35号
《博物馆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2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孙家正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博物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博物馆管理工作，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利用或主要利用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国有博物馆。
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非国有博物馆。
第三条 国家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事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博物馆的数量、种类、规模以及布局，应当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文物等资源条件和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兼顾，优化配置。鼓励优先设立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
第四条 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
博物馆依法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享有通过依法征集、购买、交换、接受捐赠和调拨等方式取得藏品的权利。
第五条 博物馆应当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播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在博物馆参观或开展其他活动，应当爱护博物馆设施、展品和周边环境，遵守公共秩序。
第六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博物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博物馆行业组织建设，指导行业组织活动，逐步对博物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八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对发展博物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团体或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博物馆设立、年检与终止
第九条 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馆址，设置专用的展厅（室）、库房和文物保护技术场所，展厅（室）面积与展览规模相适应，展览环境适宜对公众开放；
（二）具有必要的办馆资金和保障博物馆运行的经费；
（三）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一定数量和成系统的藏品及必要的研究资料；
（四）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消防设施；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设立的审核工作。
博物馆名称一般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简称“中国”等字样）；特殊情况确需冠以“中国”等字样的，应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非国有博物馆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等字样。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由馆址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后，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博物馆设立申请书；
（二）馆舍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三）资金来源证明或验资报告；
（四）藏品目录及合法来源说明；
（五）陈列展览大纲；
（六）拟任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证明；
（七）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证明材料。
申请设立非国有博物馆的，应同时提交博物馆章程草案。章程草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事项：
（一）办馆宗旨及藏品收藏标准；
（二）博物馆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办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三）出资人不要求取得经济回报的约定；
（四）博物馆终止时的藏品处置方式；
（五）章程修改程序。
第十二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博物馆设立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审核同意的，应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审核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审核同意设立博物馆的，申请人应持审核意见及其他申报材料，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取得博物馆法人资格。
博物馆应当自取得法人资格之日起6个月内向社会开放。
本办法实施前已批准设立的博物馆，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除（一）项之外的全部材料；非国有博物馆应同时提交博物馆章程。
第十三条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颁布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博物馆建筑应当划分为陈列展览区、藏品库房区、文物保护技术区、公众服务区和办公区等，相对自成系统。
第十四条 国有博物馆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报请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论证。
第十五条 博物馆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有关法律和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藏品、展览、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社会教育、安全、财务管理等情况。
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年度检查的初步意见报送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的年度检查情况进行审核，并汇总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博物馆的名称、馆址、藏品、基本陈列以及非国有博物馆的章程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前，应当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
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0日内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博物馆终止前，应当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终止申请及藏品处置方案，接受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指导，完成博物馆资产清算工作。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博物馆终止申请和藏品处置方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藏品处置方案等符合法定要求的，准予终止；藏品处置方案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责令其改正后准予终止。相关行政部门根据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给予办理博物馆法人资格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国有博物馆终止的，其藏品由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博物馆接收。
非国有博物馆终止的，其藏品属于法律规定可以依法流通的，允许其以法律规定的方式流通；依法不能流通的藏品，应当转让给其他博物馆；接受捐赠的藏品，应当交由其他博物馆收藏，并告知捐赠人。
第三章 藏品管理
第十九条 博物馆藏品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等，应当依法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并报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博物馆应具有保障藏品安全的设备和设施。馆藏一级文物和其他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应设立专库或专柜并由专人负责保管。
第二十条 博物馆应建立藏品总帐、分类帐及每件藏品的档案，并依法办理备案手续。
博物馆通过依法征集、购买、交换、接受捐赠和调拨等方式取得的藏品，应在30日内登记入藏品总帐。
第二十一条 依法调拨、交换、借用国有博物馆藏品，取得藏品的博物馆可以对提供藏品的博物馆给予实物、技术、培训或资金方面的合理补偿。补偿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藏品保管、修复、研究、展示等过程中原收藏博物馆发生的实际费用。调拨、交换、借用国有博物馆藏品的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合理补偿的方案。
第二十二条 博物馆不够本馆收藏标准，或因腐蚀损毁等原因无法修复并无继续保存价值的藏品，经本馆或受委托的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后，可以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申请退出馆藏。
退出馆藏申请材料的内容，应当包括拟不再收藏的藏品名称、数量和退出馆藏的原因，并附有关藏品档案复制件。
第二十三条 国有博物馆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退出馆藏申请材料的3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委员会复审。专家委员会复审未通过的，终止该藏品的退出馆藏程序。
专家委员会复审通过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将有关材料在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和有关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公示30个工作日。期间如有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愿意接收有关藏品，则以调拨、交换等方式处理；期间如没有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愿意接收有关藏品，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统一处置。处置方案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处置所得资金应当用于博物馆事业发展。
国有博物馆应当建立退出馆藏物品专项档案，并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专项档案应当保存75年以上。
第二十四条 非国有博物馆申请藏品退出馆藏，申请材料应附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书面意见。博物馆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的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允许退出馆藏的决定，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博物馆应当以本馆藏品为基础，开展有关专业学科及应用技术的研究，提高业务活动的学术含量，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在确保藏品安全的前提下，博物馆应当为馆外人员研究本馆藏品提供便利。
第四章 展示与服务
第二十六条 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与本馆性质和任务相适应，突出馆藏品特色、行业特性和区域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文化含量；
（二）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材料、工艺和表现手法，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三）展品应以原件为主，复原陈列应当保持历史原貌，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辅助展品应予明示；
（四）展厅内具有符合标准的安全技术防范设备和防止展品遭受自然损害的展出设施；
（五）为公众提供文字说明和讲解服务；
（六）陈列展览的对外宣传活动及时、准确，形式新颖。
第二十七条 博物馆应当根据办馆宗旨，结合本馆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
鼓励博物馆利用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出版物和互联网等途径传播藏品知识、陈列展览及研究成果。
第二十八条 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公告服务项目和开放时间；变更服务项目和开放时间的，应当提前7日公告；
（二）开放时间应当与公众的工作、学习及休闲时间相协调；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三）无正当理由，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10个月，非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8个月。
第二十九条 博物馆应当逐步建立减免费开放制度，并向社会公告。
国有博物馆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费制度，对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参观实行减免费制度。
第三十条 鼓励博物馆研发相关文化产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专业培训、科技成果转让等形式的有偿服务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博物馆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撤销审核同意意见，由相关行政部门撤销博物馆法人资格。
博物馆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相邻关系；相邻权；地役权；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所有权权能变更说
内容提要: 相邻关系是以相邻不动产为媒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相邻权是法定相邻关系的内容要素之一，它与相邻关系因各具独特的内涵而界限清晰。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也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学界所述二者的区别，实际上是德国分别立法模式下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之区别。对于相邻关系的本质认识，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各持一端，均有不足之处，而采取所有权权能变更说较为妥当。
在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草案虽数易其稿，但始终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章规定于“所有权”编，正式的《物权法》文本最终将这一立法体例定型化。而在民法理论上，于相邻关系的定义方面，在一种共识的表面之下，学者们其实对相邻关系的内容、主体和客体诸要素聚讼纷纭，甚至将其与相邻权相混淆；于相邻关系的本质方面，即使在《物权法》颁行之后，法定地役权论者仍然坚决反对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似乎法定地役权说在立法选择上所遭受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存在理论漏洞，而是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所造成的。[1]由此，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些疑难问题和冲突现象，尤其需要全面地评价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本文将区分相邻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在两大法系立法体例中的不同位置，对相邻关系的定义与本质予以检讨，以期厘清相关学说的内在话语逻辑。
一、相邻关系定义的再思考
虽然“一切定义，在法学上都是危险的”，[2]但保证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并以之为轴心展开一以贯之的理论讨论和逻辑严密的体系建构，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这里首先面临的议题是，相邻立法的调整对象，为相邻关系抑或相邻权？这两个法律概念有区别吗？
（一）相邻关系与相邻权的界限
我国《物权法》并没有定义相邻关系，不过《物权法草案》（五次审议稿）第252条曾规定：“‘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两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在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3]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相邻关系是指相邻各方在对其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互间依法应当给予对方方便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4]可见，立法认识和理论界定之间是高度一致的，都将相邻关系等同于法定相邻关系，亦即将相邻关系限定为因不动产相邻而发生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种“相邻关系是法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观点，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相邻关系的产生方式方面，由于赋予了相邻关系的法定性，这无疑将把意定相邻关系排除在外。而意定相邻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立法规范和法律理论所不容否定的。意定相邻关系是在法定相邻关系基础上进一步的调整或变更，它有利于提供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并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97条对相邻“双方约定的范围、用途和期限”赋予法律效力，实际上认可了意定相邻关系的合法性。有的学者在主张“相邻关系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相邻关系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安排”之同时，也不得不将笔锋一转，进而认可了意定相邻关系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如果当事人通过约定在一定范围内免除了一方应当向另一方提供的便利并且作出了一定的补偿，或者双方通过合同设定地役权，改变了法定的方式，此种约定也是有效的。”[5]
第二，在相邻关系的法律后果方面，“相邻关系是法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观点直接导致相邻关系具有合法性。但是，对违法相邻关系的调整，或对被破坏的合法相邻关系的救济，始终都是相邻关系规范的重心，相邻关系实际上不是天然就具有合法性的。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97～103条以及《物权法》第92条关于相邻关系中救济权的规定即为明证。
从《物权法》第七章“相邻关系”之规定可以发现，[6]毋宁还原相邻关系为一种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而法定相邻关系则只是法律直接调整的一种结果而已，它经由纯粹的社会关系升华为法律关系。
相映成趣的是，学界对相邻权的认识则不一而足。一是把相邻关系中所有的权利都统称为相邻权。例如，认为“相邻权作为相邻关系的权利部分，实质上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适当扩张的结果”，[7]或者认为“在相邻关系中，相邻一方对相邻另一方的权利，称为相邻权”。[8]二是认为民法是权利法，所以从权利的角度把相邻关系又称为相邻权，从而将相邻权与相邻关系等同起来。[9]三是也承认相邻关系可称为相邻权，但为准确说明相邻关系制度的本旨或机能，主张舍弃“相邻权”的称谓而径称“相邻关系”。[10]四是认为相邻权的提法本身就不妥当。[11]
立法上明确使用“相邻权”这一法律概念的为《瑞士民法典》，该法在“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标题之下，规定了相邻权在经营工业的方式、挖掘及建筑、树木、水的自然流向、排水、管道的通过、通路权、围障、费用的负担共九个方面的内容；而在立法结构上，与相邻权并列的权利是法定先买权、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以及为防卫的目的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12]透过《瑞士民法典》之规定，不难发现，一方面，尽管立法者在条款名称上冠以“相邻权”，以表明其立法以权利为主线，但在“相邻权”标题下的17个条文中，其规范内容是权利与义务相互混合在一起的，[13]实质上规定的是一些法定相邻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在瑞士民法上，相邻关系中权利的范围或外延，并不等于相邻权，还包括法定先买权、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为防卫的目的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等。
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在于，权利赋予当事人可以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义务则课以当事人必须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负担。因此，作为一个民法概念，“相邻权”的内涵中不应包含相邻关系中的义务，如限制义务或容忍义务；换言之，“相邻关系不能简化为相邻权”。[14]而作为一个法律标题，“相邻权”之采用虽然有利于表达所有权扩张与限制的立法理念，但在相邻关系规范体系中仍然无法回避相邻各方的法定义务，不如采用“相邻关系”更为直观和全面。[15]同时，相邻关系中的权利形态，除了法定先买权、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为防卫的目的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之外，当相邻关系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或他物权（意定地役权或法定地役权）关系，则此种债权或物权在性质上已经溢出了所有权之下的相邻权范畴；当合法相邻关系被破坏，所产生的救济权性质的权利，如物权请求权，也不属于作为原权的相邻权之范围。可见，将相邻关系中所有的权利都统称为相邻权，如此一个口袋性的权利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语义混杂。所以，在立法上，相邻关系作为相邻立法的主线或规范对象，较之于相邻权更佳。在理论上，相邻权宜严格界定为相邻关系中使用他人之物的法定权利。[16]
在初步界定了相邻关系和相邻权之后，可以得出此二者的诸多区别。首先，从静态角度来看，相邻关系有法定与意定之分，而相邻权是法定的；其次，从动态角度来看，相邻关系分为第一性的社会关系和第二性的法律关系（确认合法的相邻关系或调整非法的相邻关系），而相邻权派生于第二性的法律关系，是相邻关系由事实关系到法律关系的发展结果；再次，从结构层次来看，相邻关系是法律的调整对象，而相邻权是法定相邻关系中的内容要素之一；最后，从权利内容来看，相邻权实为所有权延伸的法定相邻使用权，而相邻关系中的权利除了相邻权之外，还可以体现为意定债权、他物权或救济权等其他权利。
（二）相邻关系的主体与客体
相邻关系作为一种民事关系，包括了主体、客体和内容三大要素。上文所涉相邻关系与相邻权的界限，其实主要是相邻关系的内容问题，兹不赘述。
就相邻关系的主体，我国《民法通则》第83条称为“不动产的相邻各方”，《物权法》则称为“相邻权利人”（第84、86、87条）或“不动产权利人”（第86-88，90～92条）。[17]在理论上，一种观点认为，相邻关系的主体即为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包括不动产的所有人、用益物权人以及承租人等依合同关系合法占有他人不动产的人[18]或者是对相邻不动产享有合法权益的所有人或使用人；[19]另一种观点则笼统地解释为“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占有人）”。[20]故，这两种观点均承认合法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是相邻关系的主体，但其中的理论分歧在于：不动产的无权占有人可否成为相邻关系的主体？对此，有学者提出，“无权占有系违法行为，不应获得法律上的利益，无权占有人不是相邻关系的主.体”。[21]但这种见解只涉及利益，对于无权占有人应否承担相邻关系中的义务或不利益尚不明确。从物权调整规范和行为禁制规范的二元分析框架来看，[22]行为禁制规范是禁止或强制一定行为之规范，它旨在排除一定的有害于公益或侵害人权而为法律秩序所不容的行为，或要求履行一定的增进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相邻关系中的所有权人、他物权人以及其他实际利用人都属于相邻关系规范之主体范畴，无权利用人也在类推适用的范围，以避免出现违反立法计划的法律漏洞；[23]而物权调整规范则不具有禁止或强制一定行为的规范意义，它旨在分配存在于相邻不动产上的利益、义务或不利益，适用主体一般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准此见解，由于相邻关系规范允许当事人在法定相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私法的再调整，包括地役权的设定，或单纯债权的约定，故其一般都属于物权调整规范。[24]这种物权调整规范既不同于行为禁制规范，也不同于自始就可以排除其法律效果发生的任意性规范。我国《物权法》第89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之规定和第90条“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之规定，实际上是行政法性质的禁止性规范，应以所有可能处于相邻关系中的一切行为人为规制对象。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将相邻关系主体限定为合法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这是妥当的；但《物权法》第89条和第90条的义务主体应扩及一切行为人，包括无权占有人。[25]
“对相邻关系的客体，有三种学说，一是不动产；二是行使不动产权利所体现出来的利益；三是相邻各方所实施的行为。”[26]其中，利益说为通说，利益说把相邻各方的行为视为相邻关系的内容；不动产说为少数说，甚至有学者认为该说只适用于因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清而发生的相邻关系；行为说则为极少数说。[27]从民事客体理论出发，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民事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其中民事权利在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种特定利益实为权利行使的目的，而不是权利客体本身。利益说混淆了权利客体和权利目的的界限，并不恰当。“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可一概而论，应区分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民事权利而论其客体。”[28]实际上，无论相邻关系规范是置于所有权的规范体系之中（德国模式），抑或法定地役权的规范体系之中（法国模式），都表明法定相邻关系属于物权法律关系，而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认为是物。所以，法定相邻关系的客体应该是物，即相邻的不动产。而意定相邻关系表现为物权关系时，则其客体为物；表现为债权关系时，则其客体为行为。可见，仅在相邻关系体现为物权（所有权的法定内容，或者是法定地役权、意定地役权）关系之际，其客体方为不动产。不动产说是在法定相邻关系的意义上界定其客体的，[29]但忽略了行为说在解释意定相邻关系中债权客体的合理性。在区分相邻关系的不同种类、相邻关系中权利的不同性质之基础上，不动产说和行为说都有成立的可能性，利益说由于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而难以成立。
在理论上，当前对相邻关系客体的理解还存在其他争议问题：
其一，相邻关系的客体范围是否由不动产扩大到动产？对此，学者谢哲胜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0、791条为依据而持肯定的态度。[30]其实，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0、791条之规定，无论是依地方习惯进入他人土地而放牧的牲畜，抑或一时逸失于他人土地的物品或动物，它们都只是引起相邻关系产生的法律事实的构成性要素；它们是动产，但却不是相邻关系的客体，此时相邻关系的客体是该他人的土地。
其二，相邻关系的客体是否只限于相互毗邻？即对“相邻”应作何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相邻不动产应当是相邻接的。[31]但这种观点过于保守而不合时宜，无法解释民法上将不可量物侵害纳入到相邻关系调整范围的事实。而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的不同理解，还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相邻只是近邻，甚至并不邻接也可以发生相邻”，但“在不可量物侵害的情况下，即使不构成不动产的相邻，也会发生相邻关系”。[32]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构成相邻关系的法律事实为不动产的联结和邻近，以及通过流水、空气等媒介而产生‘相邻’”。[33]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其实是将不可量物作为“相邻”的一般含义之例外来加以解释的，此种解释凸显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但在方法论上有违体系解释的一致性。随着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发展，为维护安宁的居住条件和健康的生态环境，对相邻关系本身的认定应有所扩张、延展。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所称邻地不以直接毗邻的土地为限……凡因土地所有人经营工业及行使权利可能遭受损害的土地，均包括在内”。[34]谢在全先生也指出，气响或不可量物“不以发生于相邻接之土地者为限，举凡侵入物所从生之土地，均包括在内”。[35]
其三，相邻关系的客体物是自己之物，抑或他人之物？进一步的追问是，相邻权是自物权，抑或他物权？显然，相邻关系的客体物为自己之物抑或他人之物，也不可一概而论，要视相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具体所指而定。前述学者误将动产认定为相邻关系的客体，即是由于把自己之物当然作为相邻关系的客体所致。另外，有学者基于相邻权规定于所有权规范体系之中，主张相邻权为自物权。[36]但相邻权作为对他人之物的法定使用权，旨在以利用他人不动产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这在将相邻关系规定于地役权规范体系的法国模式中更为明显——此种地役权无疑属于他物权，因此相邻权实际上是也一种他物权。[37]
由上亦可发现，相邻关系的主体范围较相邻权的主体范围更大。并且，相邻关系的客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相邻权的客体为他人之不动产，具有单一性。
（三）相邻关系的重新界定
上述分析表明，民法中相邻关系所涉概念类型有：
（图略）
并且这三类概念之间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法律推理也是依此循序渐进的。例如，甲与乙的土地相毗邻，甲地通过乙地排水，这是一个在自然事实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相邻关系”。如果甲必须使用乙的土地排水，则我们可以推断：“甲乙之间成立法定相邻关系”，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甲享有法定的相邻权或地役权。”但如果甲乙双方约定甲只能有偿地分时段使用乙地排水，则我们可以推断：“甲乙之间成立意定相邻关系”，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甲享有意定的地役权或债权。”
笔者认为，相邻关系的定义，不仅应反映其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基本特征，还应揭示相邻关系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意义与功能，同时需符合“属+种差”的定义形式原理。据此，相邻关系宜重新界定为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之间以扩张或限制不动产的使用权能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或法律关系。理解这一定义的要点在于：（1）相邻关系的主体是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而不限于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2）相邻关系的客体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物即相邻的不动产，这取决于相邻关系中的权利属于债权抑或物权；（3）相邻关系的内容指向相邻不动产的使用权能，相邻权作为法定使用权，只是法定相邻关系的内容要素，故不应将相邻关系与C位阶的相邻权混同；（4）相邻关系规范具有物权调整性质，即以扩张或限制相邻不动产的使用权能为己任；（5）在不同的语境中，相邻关系可能是指A位阶的社会关系，也可能是指B位阶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或法律关系是相邻关系的属概念。当然，在同一场合，相邻关系概念只能处于A或B的某一个位阶，而通说直接把相邻关系概念与B位阶的法定相邻关系等同起来。
二、相邻关系本质的再认识
对于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或联系的不同见解，往往成了学者们对相邻关系本质认识的分水岭。下面先从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可的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谈起，继而评析相邻关系本质之认识。
（一）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
归纳起来说，当前学者认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主要在于：（1）相邻关系是法定的；而地役权是意定的。（2）相邻关系不是独立的物权类型，它是所有权本身的限制或扩张；而地役权作为用益物权，它是独立的民事权利。（3）相邻关系是法律对相邻不动产之利用进行最低限度调节的结果，其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与扩展程度较小；而地役权作为当事人双方超越相邻关系限度而约定的权利，其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与扩展的程度较大。[38]（4）地役权的取得是有偿的或无偿的；而相邻关系中，当事人行使法定的权利时，只要不给邻人造成损失，则通常是无偿的。[39]（5）相邻关系的成立及其对抗力，不以登记为必要；而地役权的成立则以登记为必要。[40]
就上述区别，笔者认为不乏可议之处：
其一，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对所有权客体物直接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反映的是所有权的内部法律关系，当此客体物与他物发生外部联系时，即可能产生相邻关系这种外部法律关系。民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以财产为媒介的法律关系（财产关系），而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是主体、客体和内容，权利内容构成为法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民法作为权利法，其充分运用立法技术对民事权利进行安排和配置，由此地役权才可能有独立地位，而相邻权乃是所有权的派生物。所以，划分法律关系是构建权利体系的前提，但法律关系的划分并不等于权利体系的抽象本身。法律关系与法律权利在逻辑结构中的层次不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相邻关系是一种民事关系，而地役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概念，比较二者的区别其实是没意义的。[41]
其二，严格说来，在比较法的视野之下，上述区别均难以成立。（1）说相邻关系是法定的，只是在规范实证法的意义上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了相邻关系的规范群，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或者说在“活的法”中，由当事人约定而产生的意定相邻关系大量存在。而地役权的规范群也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地役权也是法定的。同时，地役权的产生原因，既可能是约定的，也可能是法定的——如法国法上的法定地役权（《法国民法典》“役权或地役权”编）、意大利法上的强制地役权（《意大利民法典》第1031、103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因时效或继承而取得的地役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52、759条）。（2）相邻关系属于社会关系或法律关系的范畴，当然不是物权类型。但是，在将相邻关系置于地役权体系之中的法国法上，相邻关系中的法定相邻权作为法定地役权加以构造，此种相邻权也就成了独立的他物权，只是此时冠以了“地役权”的称谓而已。（3）相邻关系中涉及容忍义务和行为义务，地役权也有消极地役权和积极地役权两种类型。在相邻关系和地役权关系的义务强度对比中，并没有前者低、后者高的绝对定理，因为义务强度针对不同的主体而具有相对性，意定相邻关系中的义务强度可能高于地役权关系中的约定义务，而地役权关系中约定的义务强度也完全可以低于法定的相邻关系。（4）法定相邻权是无偿的，但行使相邻权而致人损害，此种损害赔偿并不意味着相邻权就改而具有了有偿性，而是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它与相邻权本身有偿与否无关。但存在于交易领域的意定相邻关系，当事人可以事先作出有偿或无偿的约定，此种约定则具有对价的性质，和地役权的有偿与否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5）在将相邻关系置于地役权体系之中的法国法中，地役权无须登记。我国《物权法》第158条采取地役权登记对抗主义，地役权也可以不登记。但在应然状态下，此种地役权登记对抗主义合理与否，尚值反思。
其三，导致上述区别难以成立的根源在于：（1）把相邻关系等同于相邻权。相邻权和地役权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而我国学者所揭示的相邻权与地役权的区别，[42]与上述区别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将相邻关系等同于相邻权的做法在我国学界由来已久。（2）只考虑了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分别立法的德国模式，而未考虑将相邻关系纳入到地役权中统一立法的法国模式。（3）比较的对象其实是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而未考虑意定相邻关系与法定地役权的存在情形。概言之，学者们所强调的区别，实际上是分别立法的德国模式下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的区别。
其四，上述区别其实不是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或法定地役权说的合理化前提，反而是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的直接结果。因为只要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限缩或等同为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的区别，这些区分要素则是始终存在的，而与法定地役权说无关。故上述区别存在倒果为因的逻辑纰漏，学者们是在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这种前见或偏见之下来比较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的，于此，法国模式下的法定地役权被置换为法定相邻权，意定相邻关系根本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以上述区分要素来解释相邻关系的分别立法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寻求其他的智识资源。
德国学者科夏克（Koschaker）指出：“劣质比较法比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比较法更糟糕。”[43] K.茨威格特、H.克茨则认为，“全部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原则……任何比较法研究作为出发点的问题必须从纯粹功能的角度提出，应探讨的问题在表述时必须不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各种概念所拘束”。[44]而日本学者大木雅夫还意识到，“被功能主义比较法的阴影所掩盖的结构主义的比较法或单纯的法律概念的比较至少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同样，主要着眼于阐明各法律秩序之样式的法系论，也应理所当然地将其重点从功能的比较法向结构的比较法转移”。[45]准此见解，我们一方面应重视制度功能的分析与判断，另一方面还应运用体系化的方法来取舍各种制度。下文将进一步结合法国法系的统一立法模式和德国法系的分别立法模式来讨论相邻关系本质认识的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
（二）法定地役权说
法定地役权说的核心观点是，法定地役权能够界定相邻权的法律属性，法国法系的法定地役权说是一个科学的解说。其具体理由在于：第一，法国法系如法国、意大利、阿根廷、智利、俄罗斯等国，都是用地役权权利模式来解释相邻权的；第二，德国法系虽把相邻权解释为所有权扩张或限制，但与法国法系规定的具体权利结构和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均源于古罗马地役权制度，因此以法定地役权来定义相邻权是完全可行的；第三，地役权所具有的一系列制度优势，完全可以使其适应相邻关系调整的社会实际需求。[46]
1.法定地役权说存在的主要缺陷
从整体出发考察法定地役权说的上述理由，可以发现，其存在如下两方面的缺陷：第一，欠缺实质合理性。首先，法定地役权论者对相邻权概念的界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张鹏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不同的场合认为：“相邻权概念指对他人不动产的一种使用权”；“相邻权是以不动产相邻为必要而产生的权利或者说所受的限制”；“相邻权即是一种法律关系，一种权利义务关系。”[47]这些观点对相邻权的认识立场摇摆不定，时而将相邻权界定为使用权，时而将相邻权等同为相邻关系。法定地役权说连解释的对象尚且不明确，还谈何科学的解说？其次，进一步地讲，在法定地役权说的逻辑延伸之下，将可能会导致“相邻关系=法定相邻关系=相邻权=法定使用权=法定地役权”这一等式的产生。这一等式虽然有利于说明，无论相邻关系置于所有权规范体系之中，抑或地役权规范体系之中，法定相邻关系的民法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48]但是，以“法定地役权”来解释与之同义的“相邻关系”，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未能揭示出相邻关系的本质。本质是某一现象或事物成其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现象或事物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扩张与限制”的说法大致能够揭示相邻关系中相邻使用权或容忍义务的本质与根源。由此，所有权扩张或限制的法律效果未变，但规定于所有权规范体系之中的相邻关系立法形式还可以表达所有权权能变更的实质内容。进而，分别立法模式更为妥当，它体现了立法的实质合理性。但相邻关系作为法定地役权置于地役权规范体系之中，法定地役权说只是对此种相邻关系立法的形式之揭示，法定地役权说仍然无法回避如下实质性的疑问：需役地所有权何以能够派生出供役地所有权的负担——法定地役权？对此，法定地役权说本身是无法给出合理化解释的，故欠缺实质合理性。
第二，违反形式合理性。首先，法定地役权说主张相邻关系的民法调整范围包括相邻权、所有权限制、物上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疆界及标志物的共有。暂且不论上述四个方面的类型化划分准确与否，作为一个完整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法定地役权说无疑应该就上述四个方面提供充分的解释。但是，法定地役权说又明确将其解释范围限定为相邻权。[49]这就表明，法定地役权说在形式上是不周延、片面的，有悖于相邻关系立法的四个方面内容的完整性。其次，有些相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地役权制度所能调整和解决，法定地役权说对此类相邻关系问题也缺乏解释力。[50]例如，罗马法上的排放雨水之诉、潜在损害保证、防止暴力和欺瞒令状、新施工告令、调整地界之诉、关于收获果实的令状和关于砍树的令状，它们是基于相邻关系的责任和诉讼，并且不同于被扩大到役权概念之中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对所有权的限制（法定役权）”。[51]现代物权法中则适用物权请求权来解决类似的相邻关系问题，如《智利民法典》第二编第14题规定的“特别占有之诉”，它与第11题“役权”（地役权）相并列；[52]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三编第九章“新施工警告”（第1171条）和“惧怕损害之诉”（第1172条）之规定，[53]它们与第六章“地役权”相并列，并且该编第二章“所有权”关于“进入土地”（第843条）、“排放”（第844条）、“建筑物、植物、沟渠之间的距离，土地之间的界墙、界沟和篱笆”（第873-899条）、“采光和?望”（第900?907条）、“滴水权”（第908条）以及“水”（第909?921条）等之规定，均涉及相邻关系，但都被置于地役权规范体系之外。而《阿根廷民法典》则更是独树一帜，其在第三卷“物权”的第7题规定“对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法学家对此的评注是：“基于保护相邻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而对私人所有权作出约束，基本上是本题的唯一目的……在几乎所有的法典以及法学著作中，这些约束属于役权的一项，这弄错了役权不可或缺的前提及其所有条件。我们在本题中对所有权设定的约束和限制，是因其各自利益而在相邻所有权之上相互设立的，它既不以供役地也不以需役地为前提。这些规定事实上只是以确定所有权的正常行使所应限制的范围为目的，或者只是以调和相邻所有权相互冲突的利益为目的。”[54]同时第13题“特别役权”又规定了通行役权、导水役权、接受他人不动产流下之水的役权以及汲水役权，第12题的“役权”概念又包括了地役权（第2971条）和人役权（第2972条）。《俄罗斯民法典》对地役权和相邻关系的规定也颇为独特。[55]表面上看来，第274条第1款是以法定地役权的方式来调整土地使用的相邻关系问题，但是，该条第3款规定“地役权根据要求设定地役权的人与邻地所有权人之间的协议设定”，该条第5款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为其利益而设定地役权的人对土地的使用缴纳相当的费用”，这说明其实俄罗斯民法中只存在意定地役权，而不存在法定地役权，并且这种意定地役权的设定一般是有偿的。同时，《俄罗斯民法典》第262条第2款关于“土地自由通过权”的规定，是相邻关系的典型规范，也与法定地役权无关。综上，从立法形式上观察，罗马法、意大利法和智利民法中的相邻关系并没有完全纳入到地役权制度中，法定地役权说对它们的立法体例存在一定的解释漏洞。而阿根廷实际上是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分别立法，俄罗斯则根本没有确立法定地役权制度，二者都无从印证法定地役权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定地役权说对法国模式成因的解释又是否能自圆其说呢？
2.法定地役权说对法国模式成因的解释
《法国民法典》第二卷第四编的“役权或地役权”分为因场所的位置产生的役权、由法律规定的役权和由人的行为设定的役权，而相邻关系主要体现为因场所的位置产生的役权、由法律规定的役权。诚然，法国的相邻关系是放在地役权制度中加以规定的。
法定地役权说认为，依据《法国民法典》第552条第2款“土地所有权人得于地上进行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栽种与建筑，但‘役权或地役权’编所规定的例外不在此限”之规定，法国用地役权来指称所有权之上的一切限制，法国民法典由于树立了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因此除了地役权这一他物权负担，所有权概念中再也没有其他的限制。[56]上述理解一方面把源于地役权的限制作为所有权的一切限制的依据，另一方面还把对于土地上栽种与建筑的限制作为所有权的一切限制的对象，这显然不符合所有权的限制依据与限制对象的实际状况，[57]还直接与《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这一著名法条相悖。
《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最绝对地享用和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一旦据此把所有权定义为一种似乎是对物的无限制的权利，则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难题：当两个相邻土地所有者的无限制的权利彼此对立时，它们是如何被限制的？对此，学者詹姆斯·高德利（James Gordley）认为，“法典并没有一个总条文调整所有人在什么程度内为该行为。这个遗漏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疏忽”；而19世纪后期的法典评论者劳兰特（Laurent）则认定，“法典表述所有人有权以绝对的方式使用、收益和处分其物，是错误的”。[58]??开对第544条的上述理论责难，其实法国对所有权的限制一直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司法态度。譬如对所有人制造并允许通过邻人土地的烟雾之限制，尽管法典没有一个（这样的）条文，但在《法国民法典》颁行之初的19世纪早期，法国法院即承认类似的限制。[59]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最高法院对第544条的但书有了扩充性的理解。所有权人以“最绝对方式”享用其物的权利，不仅以不受法律与条例的禁止为条件，而且也受到相应义务的限制：“不得对他人财产（所有权）造成超过（法律所）允许的对相邻关系之正常妨碍的损害”（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71年2月4日），或者“以其所进行的使用不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为条件”（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78年3月20日）。[60]可见，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或所有权绝对观念并不是法国采取法定地役权立法模式的真实原因，因为即使法国立法将相邻关系纳入到地役权制度之下，法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仍始终坚持所有权限制这一更深层次的理念，而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或所有权绝对观念与所有权限制观念之间无疑是二律背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