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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李广洲 王利军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对危险性要件认识淡漠。羁押成为一种基本原则，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性措施却成为例外。这表现在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时，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中只罗列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而根本不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也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以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05年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47件250人，批准逮捕130件208人，批准逮捕率达到88.5%，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10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1.5%。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究其原因，除了“严打”的刑事政策、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落后的司法理念外，刑事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也有很大关系。因此本文拟在论述逮捕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和谨慎适用逮捕权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应有的关注，并期望人们能藉此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逮捕的价值追求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逮逋制度也不例外。有人主张逮捕除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外，还有实际的惩罚作用，又称为逮捕的先予惩罚性。这种观点认为，通过逮捕，对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它与对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并无差异，而且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后羁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因此，逮捕具有惩罚性。笔者认为逮捕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防止其相互串供、毁灭证据、伪造证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严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对人至关重要。自由体现着除了生命以外的全部权利，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他的尊严、名誉、价值、事业、家庭及至健康等一系列权利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二是羁押期限很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为二个月，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的羁押期限可长达五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羁押期限可以长达七个月。此外，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逮捕具有风险性，所谓逮捕的风险性是指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批捕后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被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被法院宣告无罪，从而发生错捕现象。逮捕的风险性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证据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其证明标准低于起诉与定罪标准。二、逮捕处于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初期，因此，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往往不充分、不全面，许多案件事实和证据有待于捕后的侦查阶段去查清、去获取。审查逮捕阶段难以预见捕后的法律、司法解释、事实和证据将要发生的变化。三、在批准逮捕阶段，由于诉讼尚未充分展开，没有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与辩论，检察官难以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
鉴于逮捕的目的及其严厉性与风险性，应当特别注重人权保障，我国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也要求尽可能的不适用逮捕，尽可能的少捕，以减少关押，降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限制程度来最大限度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先要考虑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人权保障与保护社会利益都应当成为设计逮捕制度的价值追求，切实保障人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往往视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状况作为衡量一国整体人权保障水平之重要指标，所以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更具有特殊意义。随着民主的不断推进，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日益加强，因此重视人权保障，在人权领域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二、逮捕的刑罚条件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逮捕条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当然没有逮捕的必要，因此也构成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证据条件，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十分重视，我国学者也做了许多精辟的阐述，笔者不再赘述。“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可能”的涵义，操作性不强，因此司法实务部门对些条件基本上不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对于保障人权与防止滥用逮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根据人权保障优先，兼顾保护社会利益的价值追求，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界定：
1、这里的刑罚指法院将要判处的宣告刑，而不是立法上的法定刑，其理由是：宣告刑考虑到了从重从轻等量刑情节，考虑到了数罪并罚，也考虑到了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与法定刑相比，宣告刑对犯罪行为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刑法分则设置的最低法定刑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法定刑为处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指法定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设置纯属多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均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中的可能，是指由于批准逮捕后证据的变化、法律的修改，由于法官与检察官的角色和任务不同而导致认识不完全一致，使得批准逮捕时检察官认为应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法院的判决为徒刑以下刑罚，但对批捕的检察官而言，根据批准逮捕时的证据和案情，他应当内心确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3、检察官对刑罚做出判断时，要考虑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法院的判决经历了完整的诉讼程序，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且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因此，法院先前对相同或者类似案例的判决对检察官做量刑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对慎用逮捕权的构想
司法实践中，片面追求批捕率这一现象，与逮捕的价值追求和逮捕制度的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笔者以为，短时期内要彻底扭转这一现象不太现实，但从长远看，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1、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其中检察官的高素质尤为重要。因为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程度、本人的一贯表现、可能判处的刑罚等等多方面给予正确的判断，才能确定。警官如果素质高，判断准确，就会直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措施，而不将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检察官是审查批捕的，是关键性的环节，只有高素质的检察官才能把好这个关，并起到对侦查机关的正确导向作用，否则检察官对提请的不必要逮捕的人也批准了逮捕，就会起到相反的导向作用，象现在的司法实践一样。
2、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一是要放宽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批较宽泛，而对不必要逮捕的审批却规定得特别严格。从而导致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的思想中缺乏不必要逮捕的概念，只要是犯罪嫌疑人，除了法律严格规定不能逮捕的外，都无一例外地提请批捕。而审查批捕的检察官也同样是如此，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是简单的，而在审查不必要逮捕而不批捕时，其程序是复杂的，而且还会遭到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的复议申请。还要冒着不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的风险。从而使不必要逮捕的理念难以扎根于司法人员。二是检察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情形应规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包括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凡认定为不必要逮捕的，应坚决地不批捕；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如果公安机关将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不构成犯罪的人而不移送起诉，首先是违法的，因为不必要逮捕的人，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移送起诉。



Turkey for joining the EU to make of
A series of law reform


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所作的
一系列法律改革

徐 青


【摘 要】土耳其在为加入欧盟做努力的时候，自身的制度和法律系统的滞后限制了它加入欧盟的进程。为了迎合欧盟的法律、人权、社会、文化等等标准，土耳其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革，改革的力度也是近年来所进行改革中最大的。它的改革是全方位，土耳其的改革措施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视线。在近年来从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民法、刑法、税务法等等的改革，此文仅仅将宪法、民法、刑法的改革做一介绍。


【关键词】 土耳其 法律改革 现代化进程　 法制体系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地区联合给各个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实惠，使每个国家都为加入地区和全球的政治或经济同盟而努力。土耳其因为地处欧亚两洲，以及近年来欧盟货币的统一，关税联合的建立，关税联合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以及彼此之间所给与的互惠政策，欧盟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坚定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无论从它自身的地理，经济，文化，旅游，就业和科技角度，还是从世界经济大气侯上都不能使土耳其对加入欧盟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实惠熟视无睹，于是土耳其也积极的加入了这个世界性的一体化行动中。
1957年由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在罗马签订的《欧洲经济联合》（EEC），土耳其在1959年7月31日申请加入。在和这些成员国进行磋商的过程中，1961年希腊在雅典娜签字，成为了这个协议的成员国。土耳其经过4年的努力，也与1963年9月12日在安卡拉与欧洲联合体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该协议因为在安卡拉签订，所以称为《安卡拉协议》。
当时土耳其加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土耳其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为了减少贸易障碍和摩擦。
安卡拉协议中最重要的原则部分是：
1， 快速经济增长和在一个适当的形式中贸易的快速增长，土耳其经济和经济联合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开放；
2， 土耳其人民和联合体成员国的国民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
3， 对土耳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与帮助，也使土耳其在以后完全成为欧洲经济联合体成员简单化；
4， 加强罗马协议中所有成员国之间和平、自由、安全的条款。
《安卡拉协议》，强调了在帮助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上，欧洲经济联合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期限。
从法律的角度上说，依照罗马协议的第238条：《安卡拉协议》中，明确了各协议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的条款将在以后签订的补充协议给与确定。依照《安卡拉协议》第30条，以后将签订的这个补充协议是《安卡拉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停滞不前，土耳其经济内部封闭。一方面经济的负重，在依靠进口的政策被称赞的同时，和欧盟经济联合体的关系也冻结了。
80年代，土耳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经济体系被建立起来。以和欧洲的联系恢复正常为目的，土耳其作了种种努力。
土耳其在1996年1月1日和欧共体建立了关税联合体。从土耳其的角度上说，关税联合体是非常重要的。欧洲拥有完整、先进的科学技术，高速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对土耳其经济，还是工业化的进程，都将是非常的有利的。
但是土耳其本身的文化背景，历史宗教，民族习惯都和欧洲有很大的差异。在法律上，虽然在20世纪初期，按照欧洲法律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的土耳其法律，但是这个有深厚伊斯兰文化的国家，在伊斯兰文化被普遍赞赏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比如说：宪法中制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在民法中却规定“男子是家长，女人的职业选择、经商等一切行为都必须得到丈夫的认可”。这些显然和欧盟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变化不断修改的法律体系相违背。于是土耳其政府修改法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法律70多年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加入欧盟的目标对土耳其来讲也仅仅是一个幻想。为了缩短这个差异，加快加入欧盟的步伐。在欧盟不断提出各种条件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也踏上了这条艰难的路程。为了迎合欧盟的要求，在短短几年里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宪法、民主化进程改革、法律和行政管理改革、中心管理和地方管理改革、审判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基础建设改革、保险制度改革、社会安全改革、地区发展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环境保护改革、武器安全改革、政府道德改革、外交政策改、城市化改革经济等等，以适应欧盟的标准。法律的改革是向现代化进程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作了宪法，民法，刑法，税务法等一系列的改革。

宪法篇：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至今，共有《1921年宪法》，《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四部宪法。
今天土耳其执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该宪法1982年10月18日被大国民议会接受，1982年10月17日2709号法令通过生效的。《1982年宪法》由：一般原则；基本权利和义务；共和国的基本机关；财产和经济理论；各种理论；临时理论；最后的理论等，177条原则条款和16条临时条款组成。这部宪法，分别通过1987年5月17号3361号法令，1993年7月8号3913号法令，1995年7月23号4121号法令，1999年8月13日4446号法令，2001年10月3号4709号法令，2001年11月21号法令，2002年12月27日47777号法令，2004年5月5170号法令等进行了多次修改。
2001年对宪法的修改，是《1982年宪法》自生效以来，被做的第6次修改。虽说2002年和2004年又分别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修改，但是2001年的修改可以说是最有历史意义，也是最深层次的、最有内涵的修改。在以前做过的多次修改中， 如1987年对3个条款和一个临时条款；1993年一个条款； 1995年前言和15个条款；1999年对以前的一个条款和以后的3个条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但在2001年10月3日公告中提出了“关于对土耳其共和国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法律”，以一个法律的形式公告，开始了修改宪法的行动，就这样 2001年的修改从根本上对近60个条款进行了修改。.
《1982年宪法》是1980年9月12日前一个政治影响的产物。在这个宪法中，对自由理论、参与民主、民主法制的条款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当时的政治情况就是如此。直到199３年和199５年的修改，对许多条款和界限在最后程度上进行了界定。1995年宪法的修改，取消对社会政治参与的限制(取消了对协会、工会和职业团体的政治参与权的限制，并且规定了与各政治团体之间政党相联系的条款)。 毫不怀疑，这是向民主化进程迈出的不小一步。
之所以说2001年所进行的宪法修改，是所有修改中最大的，也是最有内涵的修改。是因为在这次修改中，土耳其政府第一次制定了解决政治团体和政党之间争执的措施，并将措施规定到了文明法律之中。所以，这个事件有历史的重要性。.以前所做的多次修改，从未像今天这样从根本上变更。并且在修改中运用了更详细和更通俗的语言。 2001年的宪法改革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在后面的段落里将会看到。
在宪法前言的第5款中：“任何思想和想法，都不得违背土耳其民族的利益，不得与国家和民族的不可分割原则、土耳其民族历史和精神价值原则、阿塔图克民族主义的原则和革命，及文明相违背”中的“任何思想和想法”更改为：“任何行为”。和这个修改一起，对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自由和开放的限制也在这部宪法里取消了。只是宪法前言部分的法律价值值得探讨。土耳其法学家们认为《1982年宪法》：宪法条文所依据的基础观点和原则，在前言部分被确定；但是包括宪法条文在内，制定宪法的原因和所依靠的基础哲学，则应该在《1982年宪法》的前言部分以非常激进的形式更新。特别是：“土耳其民族利益”“土耳其历史和精神价值”“民族文化”等这些含糊其词的词汇，在法律概念范围内不明确的词汇应当剔除。
宪法第13条中，对基本权利和界限进行了修改。1982年宪法系统认为，基本权利和自由，一面在第13条中被明确了，一面又和相关联的其他条款相混淆。所以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欧洲人权标准来制定的。把《1982年宪法》以前使用的标准放到了人权法院的管辖范围内。
在2001年的修改中，大幅度的对前言、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界限，不得恶意使用基本权利和自由，人的自由和安全，私生活的秘密和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定居和旅游自由的权利，思想的公开和传播的权利，印刷自由，成立团体和协会组织的自由，组织聚会和游行及游行示威的自由，追求权利的自由，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原则（死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家庭保护，全民化，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工会和职业联盟的权利；国家经济和社会义务的界限；土耳其公民权；选举和被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团体将要适用的原则；请求权；赦免权；总统决定收回的权利。。等等条款进行修改。
2001宪法修改中，在强化自由和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条款上下了重笔。使宪法成为一个全民参与、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政治为基础的宪法。和第一条的理论相反的其他条款都在最大的程度上作了修改。
第13条新的规定中，给“权利和自由的不可侵犯” 和 “不可违背标准原则”的两个基本原则给了一定的地位。不得与民主进程相背驰， 同时标准原则第1条的第一段文中 “一个基本权利和自由相联系的界限，不可在规定目的之外使用。”被强调了 ！与宪法法院相同的形式中，和第13条的一个其他变化一起，保护土耳其的政教分离规定的话题中以特别的语气得到了强调。
修改后的宪法，旧的比例更少。以自由的条款为特征，这种形式比欧洲人权协议17条的标准更宽。但由于第14条在旧的基础上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条款，也就是说：这一条没有更新。因此，要说在基本人权和自由上制定了一个新的条款实属勉强。
“不被恶意使用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个概念进入《1961宪法》中，是伴随1971年的修改一起的。《1982宪法》第14条把这个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修改后的宪法将以前“在宪法中占一定地位的权利和自由，以分裂国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行为是没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变更为“在宪法中占一定地位的权利和自由中的任何一个，不得在以分裂国家和民族团结，与依靠人权的民主化及其政教分开原则相违背的形式中运用”。这样，条款一面从内涵上更深了，也从另一方面限制了犯罪。
2001年对宪法19条第六款所作的修改，审判之前的监视期限 (被捕或者被拘留的人，带到离拘留地最近的法院所需要的和到法官面前要经过的时间除外) 从被逮捕或被拘留起，从以前的15天降到了目前的最多4天。就象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欧洲人权协议第5条 把这个期限规定为 “合法期限” ， 欧洲人权协议的决定规定了这个期限 “不超过4天” 。 土耳其受监视的期限将迎合欧洲的标准。此外，监视期限的缩短，是扼制刑讯和恶意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19条第七款中所作的更改，是人在被捕和被拘留后“必须立刻通知”。 在原来条款中 “如果从问训或者问话的角度，可以不通知作为例外”所作的修改中被取消，有在最快的时间内通知的义务。
2001年的修改中，《1982年宪法》第20条第一款，在规定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秘密不受侵犯的同时，又规定了 “司法询问和调查需要的例外”，这次修改同样取消了。第20条第二款所作的修改中，把以 (民族安全，行政规定, 阻止犯罪行为，一般健康和道德保护，别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为原因的一个或者多个相联系时被界定。.执行条款认为，“如果没有法官的决定，为避免延迟的情况或者没有地方法律权力机关书面命令的，不得搜家，不得被查封”的原则一起， “必须在24小时以内向当地法律权力机关申请，法官在接到申请后48小时内必须作出决定，如果相反，查封将自动解除”。任何个人，团体不得私闯民宅，不得搜查，不得妨碍自由通讯，个人秘密和隐私权不受侵犯。.
2001 年在宪法第23条中的修改，制定了公民出国的自由性，取消了以前以“国家的经济情况”为借口而限制公民出境的条款。这样，以国家经济原因为借口的对出国的限制被取消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通讯自由，旅游和定居的自由等等条款一改过去诸多的限制，完全依照欧洲的人权标准来制定。 “在法律中被禁止语言发行”　 的理论在第2款中被取消了，确定了“有任何语言发行、印刷自由”的原则。
关于建立团体和协会的自由，原始参与人和建立人的更新，随着宪法4121号法令作了修改。2001的宪法，规定了成立协会，团体的自由，和第33条所作的修改原则理论一起，变为“每一个人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都拥有成立协会的权力” 以及“每个人在没有得到别人的许可前都有成立工会、加入工会的权利”。
新的全部条款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宪法第34条中“聚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即“聚会和游行示威不得违背国家安全和行政规定；不得行使犯罪和违背一般道德、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 就这样一个新的规定，全民理论上的聚会和游行的权利，社会政治参与的权利，从民主化的角度上重要的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