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
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4月1日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0年7月2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辖区内哈尼族彝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傣族、白族、拉祜族、傈僳族、回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宁洱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贯彻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如有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后，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把自治县逐步建设成为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及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提倡健
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引导各族人民增强社会主义商品观念，自觉地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发达的陈规陋习，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依法禁止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兵役法的有关规定，积极完成国家兵役任务，做好民兵组训工作。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特点和需要，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相互学习民族语言。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应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互相通婚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各民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干涉婚姻、侵害公民权利、妨碍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哈尼族、彝族成员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并有哈尼族、彝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等组成。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哈尼族、彝族成员，应逐步达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县长由哈尼族或彝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成员中，应逐步配备有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也应有哈尼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核定的编制总数内可以自主地确定自治县国家机关各部门、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自治县的企业。非经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同意，上级国家机关不得改变自治县所属企业的隶属关系。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中，应有哈尼族或彝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尽量配备哈尼族、彝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中如需作重大修改，须报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在粮食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发挥自然资源优势，以林业、畜牧业、采矿业、建筑建材业、食品加工业和茶叶、紫胶为重点，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不
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重视粮食生产，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田水利、籽种改良、植物保护等的基础建设，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联合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实行减轻负担和扶持帮助的方针，使其尽快脱贫致富。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的方针，依法加强对土地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个人使用土地，须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依法办理征用土地手续。
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责任山和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对于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国家或者集
体有权收回调整。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林政管理，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严防山林火灾，加强林木病虫害的防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绿化荒山，有计划地封山育林，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开荒地、轮歇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要全面规划，分批治理，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和鼓励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在规划和指定的地点植树造林，谁种谁管，收益归其所有。责任山属集体所有，由承包者长期经营。农民在自留地、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用材林年采伐量低于年生长量的原则，合理制定年度木材采伐计划，采伐林木必须经过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坚持凭证采伐、流通、严禁盗伐倒卖。
自治县的林业生产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多种经营形式，自治机关保护林木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林木种植、抚育、采伐、加工、运输的指导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执行以私有私养为主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同时积极发展水产业和其他养殖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扶持畜禽场（站）的建设，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实行科学饲养畜禽，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水产资源，充分利用河流、水库、坝塘、稻田等水面资源，大力发展以渔业为主的水产养殖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保护矿产资源的方针，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加强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乱挖滥采，破坏矿产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自治县内依法取得采矿权的国营矿山企业和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的发展，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在开采矿产资源时，应节约用地。对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开采单位和个人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对因开采
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自治县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内的资源，非经自治县批准，不得开采利用。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保护自治县内的自然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兴办企业，开发资源。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监督这些企业执行自治县的各项法规，依法纳税，照章交费，维护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的原则。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布点选址，必须服从自治县城总体规划的安排；凡已建成投产造成污染环境的均应按照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赔偿经济损失，并限期治理；凡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达不到要求的不得试车投产。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根据资源、交通条件和市场需求，以采矿业、建筑业、建材业、木材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积极发展电力、交通运输、制药、农机（具）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纺织、五金等工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发展户办、联户办和村办、乡（镇）办、乡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在税收、信贷和物资上给予扶持。在技术引进、信息传递、经营管理和发展横向联系上给予指导和服务。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在国家的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进行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对乡村公路、桥梁、驿道的维护和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加速城乡和边远山区邮电通讯建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不断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为主体，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根据方便人民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
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农民经商办企业，发展个体运输户和合作商业、服务行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特需商品和微利、低利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经营，在原料、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逐步增强经济上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和农村小集镇、村寨的建设。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就地改造的方针，有计划地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城镇和乡村。
自治县的农村住房及公共设施建设，要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劣地，严禁乱占现有耕地。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进行对外经济贸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欢迎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或者与自治县合资建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对外贸易中重视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先进设备，为发展自治县的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对外经济贸易，按照有利于促进本县经济的发展，依照国家规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外贸计划，推进自治县外贸事业的发展。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制定本县财政管理办法，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充分发挥各项投资的效益。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追究其责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较大变更，须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法律规定，决定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中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发展成人教育、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努力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勤工俭学。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组织教师在职学习和进修，建立一支在数量、质量和专业结构上适应教育发展需要的、稳定的教师队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维护学校教学环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或在教学中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改革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其公用部份逐步增长。鼓励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自愿捐资助学，举办各级各类学校。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在贫困山区努力发展和办好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小学校（班），对不能升入上一级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要逐步采取措施进行实用的技术培训。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引进、普及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重点做好粮食、茶叶、紫胶、蔬菜、果品、药材、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等的科学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搞好科技情报和咨询服务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学技术培训中心的建设，完善农村科技网络。积极开办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班，为发展商品生产培养技术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加强图书馆、文化馆（站、室）和档案馆的建设，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文化事业。积极扶持和指导业余文艺团体，广泛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和烈士陵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编写地方史志。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重视医疗机构和卫生队伍的建设，不断改善城乡医疗条件和各种卫生状况。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民间医药学的发掘、整理和应用；保护药材资源，加强地产药材的研究。积极推广名贵药材的人工栽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鼓励集体办医，联合办医，允许经过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严禁巫医和不法游医，利用封建迷信诈骗财物，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加强传染病的监督管理和防治工作；取缔假药、劣药。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积极稳妥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出生率。禁止近亲结婚，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改善城乡体育设施，重视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各民族干部，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大力培养各种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建立一支各民族的专业技术队伍。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积极稳妥地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并在国家规定的原则下，对于长期为自治县各项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经济管理等有贡献的专业人员，给予照顾和奖励。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统筹兼顾城镇和农村，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自主地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和办法。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主要在自治县内招收，并且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二条 每年12月15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每年农历6月24日为哈尼族、彝族的传统节日。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1990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