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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劳动法适用范围的扩大
——与吴忠民先生商榷

姚岚秋

2004年2月19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吴忠民先生的《劳动法亟待修改》（以下称“《劳》文”）一文，主要谈了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强化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等三个问题。笔者拜读之后，对吴先生关于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论述有不同看法。
吴先生在《劳》文中称，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理应具有普适性，而“大部分在农村中耕种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相应地，农村大部分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作法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厚此薄彼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中国社会已有的城乡二元机构，妨碍城乡的协调发展，妨碍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笔者对吴先生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主张非常赞同，但认为将农业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无可取之处。
在这里，吴先生误读了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法学上各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角色的社会人。1按照这一定义，凡是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不分劳动的内容、性质和地位与身份，都可称为劳动者。 这样，不仅普通工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劳动者，而且农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吴先生即作此种理解。但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中加以界定。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和使用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整和规范。可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在劳动关系中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具体来讲，是指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2如果脱离了“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除非在企业化的农场里从事有组织劳作的农业工人外，分散地、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来都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道理很简单，农民没有用人单位，他们自己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种特征在小农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我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因此，笔者以为农民不应被纳入《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当然，当农民兄弟们进了企业成为“农民工”时就另当别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者的权利就可以被漠视，城乡二元机构就应当被固化，农村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可以通过与“三农”问题有关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耕地保护法》、《村民自治法》、《户籍法》等来解决。如果张冠李戴，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法律体系的错位就不是小事情了。
反过来，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既然在劳动法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笔者以为，与其盲目缩小劳动者的内涵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如另辟奚径在用人单位身上作文章。
现行劳动法就是通过列举“用人单位”的方式来划定“劳动者”的外延的。《劳动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称为“用人单位”。相应的，只有在这五种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才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上述“用人单位”的共同特征是：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3在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只有这五种社会组织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法》列举的五种组织显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用人单位”的外延。现举两例：非正规就业组织，即城市中的就业困难群体为生产自救而组成的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组织，4如各种社区服务业、家庭工业和小型工艺作坊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即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即原来所称的“民办事业单位”），5如民办学校、民办养老院等。前者类似于企业但不像企业那样组织化和固定化，反映到劳动关系上也没有企业那样正规和稳定，尤其是劳动关系双方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管理相对松散。而后者类似于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但又不具有事业单位的国有性质；虽与民办社团一样具有民间属性，但其财团法人的机制又与社团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格格不入，以传统的眼光来看，更加显得“四不像”。尽管已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这两类新型社会组织的用工行为作出了规范，但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所以至今其从业人员仍游离于《劳动法》之外，成为劳动者队伍的边缘群体。曾经就有一位民办幼儿园教师因怀孕被辞退，她走遍中国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最终告状无门。显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以此让它们的从业人员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或个人。最近几起家庭保姆在家政服务过程中受伤却找不到法定“埋单人”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得家庭能否构成用人单位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现行《劳动法》之所以将家庭排除在“用人单位”以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家庭不具有“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笔者以为，用人单位最关键的特征是与劳动者形成隶属管理关系并支付报酬，“社会组织”只是其外在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讲，是否具有组织化的形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用人单位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既然已经被《劳动法》列为用人单位的个体经济组织绝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那么存在非营利雇佣行为的家庭乃至个人也有理由被认定为用人单位。放眼海外，菲律宾劳动法以及香港地区的雇佣条例都将保姆纳入劳动者的范围，我们的《劳动法》也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将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认定为用人单位，保姆也就有了法定的“埋单人”。
综上，如果在修改《劳动法》时把上述三种用工主体列入用人单位的范畴，就可以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当然，立法的具体情况还要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大众心理的接受度等各种因素而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通过适当地缩小用人单位的内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外延，可以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注释：
1《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41页。
2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4参见2003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
5参见宋大涵主编《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作者：
姚岚秋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法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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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心得体会——建立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 巩固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

苏国孟 李旺城


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各地、各单位都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方式深入学习、认真剖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党员先进性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仅靠阶段性教育就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仅就这次分析评议阶段查摆的问题看，有些问题虽然属于老生常谈，但纠正起来却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解决；有些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需要潜心研究，不断探索；有些问题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带来的，需要全党动员综合治理方能奏效。 因此，保持先进性教育必须着眼长远，常抓不懈，以这次集中教育为契机，健全和完善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扩大教育的成果，使党的建设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加强引导，完善“党员意识养成机制”
“党员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要靠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培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性修养。一是抓学习，强化党员的政治意识。认真落实上级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意见，把理论学习作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根本环节，作为加强检察机关建设的基础工程紧紧抓住不放，工作再忙、事情再多、时间再紧，都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习的时间、人员、内容、效果的落实。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要坚持“三个近一点”：即坚持“离上级安排近一点，离大家的思想近一点，离检察工作近一点”，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学习内容，使学习更具有针对性，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二是抓教育，强化党员的责任意识。要认真落实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制度，定期研究分析党员队伍的现实思想，结合半年和年终工作总结对党员进行民主测评，在此基础上对党员进行讲评；要坚持院领导讲党课制度，不断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高党员队伍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在检察各项工作中充分发先锋模范作用。三是抓引导，强化党员的先锋意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强化党员先锋队意识的有效形式和载体。几年来，我院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先后组织全体干警到革命圣地井冈山、西柏坡、平津战役纪念馆、甲午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在西柏坡举行了以“牢记两个务必、再创新的辉煌”为主题的党日活动。通过这种形式，使干警了解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强化培训，完善“党员能力培养机制”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是品质、能力、行为三者的统一。党员能力的高低大小，直接影响到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保持和发挥。要通过加强岗位练兵、以会代训、经验交流、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加大教育培训的力度，大力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真正成为群众的带头人、引路人。在进行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院按照工作性质分三批进行集中封闭式培训，邀请专家教授讲课辅导，进行体会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誉。我院还连续两年组织了“六个三”评选活动，即“三个精品案件、三份优秀法律文书、三份优秀卷宗、三份优秀检察建议、三名优秀通讯员、三名优秀文字录入员”的评选活动，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三、加强监督，完善“党员行为约束机制”
就我院来讲，共产党员占全体干警的84%，党员是检察队伍的主体和骨干力量。检察机关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必须与其它行业的党员一样，模范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另外，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有着高于一般国家机关的条件和标准。对于检察机关的共产党员来讲，还要严格遵守检察官职业道德：忠诚、公正、清廉、严明，只有做到正人先正己，才有资格监督别人。
一要注重自我修养，自觉做到“四慎”。慎独。要做到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能十分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时候能十分警惕，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加谨慎，自觉约束自己，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检察官在办案和日常生活中，不可能都处于公开监督之下，由于我们特殊的职位关系，独处时的自我约束就更为重要。慎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源于开始。事物发展的好坏与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始。所以，行为约束以慎始最为重要。怎样交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于检察官来讲十分重要，切不可滥交朋友，纯洁自己的“生活圈、娱乐圈、社交圈。”慎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必须防微杜渐，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慎欲。欲望，人皆有之。适度的欲望，不仅符合人的本性，而且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如果人的欲望无度，任何时候都无法满足。欲望无度必然贪欲无度，贪欲无度必然作恶无度，作恶无度必然贻害无度。所以，每名党员一定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想。
二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个规定”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二十九条”禁令，严格执行高检院颁发的“办案六条要求”和本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头脑——不胡思乱想；管住自己的嘴——不胡吃乱喝；管住自己的腿——不胡跑乱跳；管住自己的手——不胡拿乱要；管住自己的一生——不胡作非为。
三要加强监督制约。在内部监督制约方面，要充分发挥案件督导室和检务督察室的作用，保证检察职权的正确行使，保证党纪条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堵塞漏洞；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目标量化考核，强化自律他律，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发挥廉政档案的作用；要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及时检查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好廉洁自律工作。实行错案追究责任制、案件回访制度和八类案件备案、抽查制度。在外部监督方面，要发挥特约监督员的作用，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在网上公布违法违纪举报电话，不断拓展检务公开的范围，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不怕揭短亮丑，对违反党纪条规的，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四、目标激励，完善“党员责任落实机制”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要结合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赋予每个党员相应的岗位职责，明确相应的责任。要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创新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体，让每位党员成为本职岗位的标杆和旗帜。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怎么样，经常的、大量的反映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必须创造条件，为党员发挥模范作用提供舞台。检察机关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坏，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公正实施，影响着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经常开展“一个党员一面旗”的主题活动，将活动与解决检察实际问题相结合，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相结合；要在各处室设立“党员先锋岗”，激励党员充分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要广泛开展“思想互助”活动，深入谈心交心，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波动和反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向上级汇报；有针对性地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保证人员思想稳定。另外，还要针对个别人员存在的突出问题，责成有关党员深入进行个别教育，使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典型示范，完善“党员激励进步机制”
一是典型激励。正面典型激励可以使人明确努力方向。当前，要广泛开展向方工、任长霞、牛玉儒、白云等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同时，还要深入挖掘和培养本单位的先进典型，大力弘扬正气，激发干警的进取意识。几年来，我院先后树立了模范共产党员李华民、优秀信访接待员王荣华、优秀反贪干警曹长利、见义勇为的好干警刘金生等先进典型。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还树立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工作岗位的先进典型，召开了先进事迹报告会，建立了群星榜，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二是机制激励。继续坚持和完善以“中层干部空岗竞争、一般干警双向选择”为内容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保证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几年来，我院通过个人自荐、组织推荐、资格审查、竞争演讲、党组考查等程序，十几名同志走上了中层正副职领导岗位，在干警中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营造了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要积极探索党员目标管理责任制度，给党员交任务、压担子，调动党员内在动力。三是荣誉激励。深入开展党员评议活动，大力表彰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优秀党员，在党员中开展评优创先活动，用荣誉激励党员。四是警示教育。及时向党员传达上级有关案例通报，特别要结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反面事例进行警示教育，组织党员观看有关电教片和反腐倡廉展览，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廉洁自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