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制度的体系化完善
于晓晴
调解具有便于修复社会关系、提高诉讼效率、矛盾化解彻底等优势。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当下，面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纠纷解决的难度和压力愈发凸显。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认真回应时代要求，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有多个条文的修改涉及调解，对调解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
一、诉讼调解的体系化发展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在诉讼的各个节点上加以全面拓展，涵盖了起诉、立案、庭前、庭审、庭后乃至一审、二审和再审等诉讼的各个阶段，这就进一步彰显了诉讼调解的体系化特征。在诉讼调解的体系中，修改后民诉法第122条、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调解更应当引起关注。
修改后民诉法第122条规定了起诉后的“先行调解”。有的观点将“先行调解”称为“诉前调解”，认为属于非诉调解。理由是第122条是在“起诉和受理”一节中，位置是在第123条(关于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案件受理立案规定)、第124条(关于受理和不予受理情形及其处置的规定)之前，因此从逻辑上看，应当解释为受理前的调解。由于法院尚未受理诉讼，所以一般将其称为“诉前调解”。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这涉及到诉权保护和诉的起点问题。称第122条规定的情形为“诉前调解”，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将法院的立案(受理)作为诉的起点，既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不能充分解释法院“不予受理”裁定的性质和当事人对此裁定可以上诉的权利。二是将“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调解，既不符合司法实践，也不符合对条文的文义理解，不利于充分发挥“先行调解”的功用。笔者认为诉的起点应当是当事人的起诉，对当事人的起诉，法院负有审查的职责，立案和裁定不予受理都是审查的结论，立案只是审判程序的开始。这样理解既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也符合审判权被动性的特征。此外，将“先行调解”理解为“诉前调解”即非诉调解会排除法官调解，不当地限制了调解的主体。从该条文义来看，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后，应当由法官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这就存在审查法官进行调解的可能性，“先行调解”从文义上并没有排除法官调解。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许多法院对起诉后的调解采用了“预立案”的做法。所谓的“预立案”，是指法院对原告提起的诉讼，办理预立案登记后，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就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或者民庭的法官进行调解，或者采用委托调解的方法。调解不成的，再正式立案，进入审判程序。这种“预立案”中的调解包括法官的调解，所以不宜称为“非诉调解”。
修改后民诉法第133条第(二)项的规定增加的调解应为立案调解和庭前调解，这也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进一步强化立案调解工作。在案件立案之后、移送审判业务庭之前，要充分利用立案窗口‘第一时间接触当事人、第一时间了解案情’的优势，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第10条规定，“积极探索和加强庭前调解工作。在案件移送审判业务庭、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同意调解的，要及时进行调解”。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先行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的调解主体有哪些?笔者认为，这三种调解的主体应有三种:一是法官乃至法官助理;二是受法院委托或当事人选择的人民调解员等非诉调解主体;三是受法院邀请协助调解的有关单位、技术专家、律师等。由此可见，诉讼阶段进行的调解并不必然都是诉讼调解，仍然存在着非诉调解，只有法院主持的调解才是真正的诉讼调解。
二、对违法诉讼调解的有效规制
虽然诉讼调解由法官主持，协议达成又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必要条件，但诉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仍存在可能，违法调解的存在已经被司法实践所证明。所以，对违法调解予以有效的规制是修法的必然选择。
1.对恶意调解的司法处罚。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批评之一是对违法调解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导致一些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逃避法定义务。修改后民诉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13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两条是对包括恶意调解在内的恶意诉讼的司法处罚规定，处罚的力度较大，赋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
2.第三人改变或撤销调解书之诉。为增强对违法调解规制的有效性，修改后民诉法综合运用了多种制度设计，第56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改变或撤销原调解书之诉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违法调解提起改变或撤销之诉的权利，既畅通了第三人权利救济的法律渠道，又有利于对违法调解的发现及规制。这一制度主要借鉴了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制度，但将调解书纳入申请撤销的对象为一创设。
3.违法诉讼调解的再审。再审程序是我国诉讼法上专门纠错的重要制度设计，违法诉讼调解的有效规制离不开这一程序。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违法诉讼调解的再审启动规定了三条路径:一是第198条规定的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发现生效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第201条规定当事人对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三是第208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调解书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
显而易见，这三个路径对于纠正违法诉讼调解特别是虚假调解、恶意调解等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的启动条件又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和疑惑。那么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不同的启动条件?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原意，结合前后条文及司法实践来理解。如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是发现调解书确有错误，但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并非只要有错误就必然地、绝对地启动再审，是否启动再审根本仍取决于调解是否遵循了自愿原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再如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是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若以许诺当事人一定的利益诱使其达成调解协议或以“以判压调”等方法迫使其同意调解，显然违反自愿原则，但也不能将违反自愿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比如为促成情绪严重对立的当事人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不告知其另一方采取的一些激烈言行，则是调解的艺术和策略，不能看成隐瞒真相，从而认为违反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同理，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有权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这里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孤立地理解为绝对地排除了个人利益，因为，一方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许多情况下国家利益也是通过个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仅凭事物的表象判断事物的本质。如虚假调解、恶意调解等，严重背离调解的原则，其损害的就不仅仅是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利益，而且是对法律秩序的恣意违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当然，也不能把所有损害当事人或案外人利益的违法调解都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损害国家利益，因为两者毕竟有质的差异。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一、怎样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团团体犯本款罪的，处以罚金，对其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本款规定所称的“危险品”，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放射、毒害、腐蚀等性质，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保管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毁损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品，其具体范围，按国务院及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规定认定。
（二）本款规定所称的“重大事故”，是指因非法携带上述危险品而发生爆炸、燃烧、泄露事件，致人重伤1人以上；致人轻伤3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万元以上；或者造成暂时中断铁路行车等严重后果的。行为人实施本款规定的犯罪，致人死亡或者其它特别严重后果的，属于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从重处罚。
二、对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的行为，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铁路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构成犯罪的，应当定非法携带炸药、雷管、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适用刑罚。本罪为选择性罪名。分别实施携带炸药、雷管、枪支子弹或者管制刀具进站上车行为的，不实行数罪
并罚。行为人携带炸药、雷管进站上车，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适用《铁路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非法携带炸药、雷管、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
1．携带炸药、雷管、子弹，在车站、列车上发生爆炸、燃烧，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2．同时携带炸药、雷管，或者携带爆炸装置的；
3．携带炸药1ｋｇ以上的；
4．携带雷管50枚以上的；
5．非法携带枪支并子弹的；
6．非法携带管制刀具20把以上或者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但在车站或者列车上进行违法活动时使用，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具体认定是否构成本罪，应当对行为人非法携带上列物品的数量、危害后果等情节综合分析。行为人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但拒不交出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数量刚已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但行为人进站上车后，能主动、全
部交出的，也可不以犯罪论处。
（三）《铁路法》中所称“进站上车”是指进入铁路车站或者乘上客货列车。
（四）行为人非法制造、收买枪支、弹药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后，携带进站上车的，应当按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罪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与非法携带炸药、雷管、枪支子弹进站上车罪实行数罪并罚；行为人非法运输枪支、弹药并携带枪支、弹药进站上车的，应当以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
（五）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罪中“管制刀具”的范围，应当依照1983年公安部颁发的《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认定。
三、怎样理解《铁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铁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故意损毁、移动铁路行车信号装置或者在铁路线路上放置足以使列车倾覆的障碍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铁路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盗
窃铁路线路上行车设施的零件、部件或者铁路线路上的器材，危及行车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条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铁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所称的“严重后果”，是指因行为人故意毁损、移动铁路行车信号装置或者在铁路线路上放置足以使列车倾覆的障碍物，或者盗窃铁路线路上行车设施的零件、部件、铁路线路上的器材，造成人身伤亡、重大财产毁损、中断铁路行车等严
重后果的。
（二）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虽未造成上述严重后果，但经铁路有关部门鉴定，足以危及行车安全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聚众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分子，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铁路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聚众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对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聚众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对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应当以抢夺罪，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般应从重处罚。犯罪分子如果在哄抢铁路运输物资过程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或者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以抢劫罪论处，从重处罚。
（二）上述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骨干分子”，是指在聚众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中，除首要分子之外，其他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带头哄抢铁路运输物资的，哄抢铁路运输物资数量较大的犯罪
分子等。
五、如何认定和处理在列车内实施抢劫的犯罪行为？
《铁路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列车内抢劫旅客财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一）在列车内抢劫旅客财物，是抢劫罪中一种严重的犯罪形式。具体认定时，应当根据刑法有关抢劫罪的规定，结合铁路运输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如以语言威胁、暴露或者暗示携带有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
拿旅客财物或者以“借钱借物”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益的，均应以抢劫罪论处。
（二）在列车内抢劫旅客财物的，一般视为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中规定的“情节严重”，适用该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情节较轻的，或者是从犯等，可以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六、对倒卖旅客车票的行为，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铁路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倒卖旅客车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以倒卖旅客车票为常业的，倒卖数额巨大或者倒卖集团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铁路职工倒卖旅客车票或者与其他人员勾结倒卖旅客车票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倒卖旅客车票，包括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以及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票凭证，非法经营数额在1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500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较大”，非法经营数额在1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
“数额巨大”。
倒卖旅客车票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曾因倒卖旅客车票受治安处罚2次以上、或者被劳动教养1次以上，2年内又倒卖旅客车票的，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二）“以倒卖旅客车票为常业”，是指连续多次倒卖旅客车票，以倒卖车票所得为其挥霍或者生活主要来源的。
（三）铁路职工倒卖旅客车票或者与其他人员勾结倒卖旅客车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及本条第（一）、（二）项的解释，从重处罚。
其他利用职务便利倒卖旅客车票的，也应从重处罚。
七、对违反《铁路法》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时，在司法文书中如何引用《铁路法》和刑法的有关条款？
（一）所定罪行属于《铁路法》新增加的罪名，或者《铁路法》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处罚作了修改、补充规定的，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和《铁路法》的有关条款。
（二）《铁路法》中涉及刑事处罚的规定没有超出刑法有关规定的，不必引用《铁路法》。
八、如何执行本解释？
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发布前已处理的案件，不再变动；解释发布后，应当依照《铁路法》办理的案件，尚未办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一律适用本解释。
1993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