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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争导论(下)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竞争的历史考察
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是竞争性民主政治在中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重新掀开这过去的一页，总结其成败之原因，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对于我们把握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初多党竞争政治及其失败
勃发于清末民初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以其比较彻底地结束传统政治结构，推进国内民主化的历史指向和基本内涵，客观地构成了我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过程的启始与发端。同以后的政党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颇有些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等色彩，其外在形式十分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如果说中国也曾有过形式上的竞争性政党政治的话，那么最为接近者即为这一时期的政党活动了。
（一）两党制理想与多党竞争的浮现
伴随着鸦片与炮火，以竞争为本位的西方近代政治价值观念体系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政党与政党制度方面，同样没有例外，早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等人即明确认为，“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之无党”。 到《新民日报》时期，梁启超不仅对欧美及日本的政党活动着意介绍，更屡次撰文，阐发两党政治的理论。梁启超认为，两党政治有一系列优点：（1）两党政治通过朝野两党的竞争，能协调国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行之有力；（2）能代表民意并使国会与内阁受到国民的监督；（3）能选拔优秀人才建立起有能力的政府；（4）能促使内阁自我改进政策和缺点，从而处于健康状态。因政治无绝对之美，两党政治虽有不足，但相对其他政术仍最为优越。 张謇、黎元洪以至康有为等其他改良主义党派领袖亦一致赞成两党政治，认为应以英美为师，“国宜有两党”，“政党合例，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 以上表明，建立两党形式的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成为各改良派政党及其领袖的政治共识。
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等亦主张两党政治。宋教仁在起草国民党宣言时即明确表示一国只宜两大政党对峙，政党政治最好的运作方式是两党竞争，“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孙中山也强调了朝野两党并存的必要性，“国民见在位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便，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 因此，革命党人亦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对峙体系的主张。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体现了民主宪政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袁世凯上台后，于8月宣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规。《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议员274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举各10名，蒙古、西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的选举会共选54名组成；众议院议员596名，按每80万人口产生一名议员的原则由各省及地区选举产生；两院共同行使立法权；各院有2／3议员出席方能议事；到会议员3／4通过的议案方能成立。《选举法》规定采用“限制选举制”，主要的内容大致是：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有众议员及省议员的选举权，这些条件是：（1）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而取得众议员及参议员当选资格者年龄要分别在25岁及30岁以上。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分初选及复选两阶段进行；初选以每县为各选区，复选由若干初选区组成；先在初选区内按应选议员名额之一定比例选出“初选当选人”若干，再集中“初选当选人”于复选区进行选举，分别产生众议员及省议员。参议员则由省议会主要在省议员中选出。不难看出，选举法有很大局限性，如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财产限制则把许多贫苦民众拒于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然而，占人口近10％的登记选民被视为享有政治权利，参加选举，这毕竟是破天荒第一次，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
选举法公布后，各政党即掀起了竞选浪潮。宋教仁对国民党人士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这期间，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均围绕竞选来进行，规定发展党员以有选举权为标准，多得一个党员就多得一张选票，甚至多获一个议席，政治上更有力量。组织上，除本部设选举科外，要求分部亦设机构，在复选区投票地开展竞选活动。宋教仁为此南下各省布置竞选工作。共和党向党员发出《选举须知》等材料，说选举之成败不仅是全党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命运问题，要求党员“争做议员”，选举时不弃权、不投别党的票和不投空票。统一党为竞选而耗巨资突击发展党员，说“无论用何项手段”，都以不让国民党获胜为原则；要河南都督为选举“照拨”经费，“或万或千”都不能少。民主党虽成立较晚，也全力竞争，说竞选中“若举国欢迎，则出面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虽然，在竞选活动中真正通过竞选演说等活动宣示本党政纲，以博得选民支持，除宋教仁等外，寥若晨星，但终究进行了选举。1913年2月，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可谓大获全胜，其领导人兴奋不已。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人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之地位”； 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地展开种种活动，“以期造成议院政治”， 甚至秘密酝酿，选举黎元洪取代袁世凯为总统。

第一次国会竞选主要政党得票简表
总席位 国民党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
得票 ％ 共和 民主 统一 总数 ％
众议院 596 269 45.2 120 16 18 154 25.8
参议院 274 123 44.8 55 8 6 69 25.2
合计 870 392 45 175 24 24 223 25.5
袁世凯把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严重挑战和极大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代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 根据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不甘做无权无勇的总统，决心破坏内阁制原则以阻止国民党组阁，乃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丧失头脑；一面加紧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同时加紧推动政党合并，使其能用以与国民党抗衡。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于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至此彻底失败。
（二）民初竞争性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兴起，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政治发展变迁过程的某种产物，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
民国初年，政党勃然兴起。据台湾学者张玉洁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中较大的党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执政权这一核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党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抒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个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如进步党，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乃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通过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发现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第二，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第三，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对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积极意义。
（三）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就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马克思说过，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基础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民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到可以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建立并掌握属于自己的政权的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力量极为弱小，更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多半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在经济政治上与封建传统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之一。国民具有一定的党派意识，并积极参与政党活动，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党不仅出现的时间比西方要晚，而且与西方国家先有议会后有政党以及政党在议会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情况不同，是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民主形式的条件下，秘密地，“非法地”建立起来的，没有严格的纪律，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几乎与普通民众无缘。活跃在各个政党之间的多是“社会名流”。他们受到邀请或拉拢便参加一个政党，因而民初出现了奇特的“跨党”现象。黎元洪参加的政党组织有9个，伍廷芳甚至挂名于11个政党，这些政党都以争取国会议席为目标，以组织内阁为理想，至于国民福利则只停留在口头和纲领文字上，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并无兴趣，更无参与。1913年，列宁中肯地指出：国民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 可见，严重脱离群众，是民初各个政党的通病。
第三，民初敌对的党派意识，违背了政治运作的常规。本来，革命党和立宪党同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策略上有所分歧而已。从理论上说，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应当求同存异，公平竞争、和平竞争，共同实现政党政治。而事实上，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内，各党派的斗争往往不是凭借政见的优势，而是借助武力威胁。以湖北省为例，共和党为了选举覃寿?业笔∫榛嵋槌ぃ?幌??τ镁???侔阃?惨樵保?械纳踔聊贸鍪智瓜蛞樵鄙浠鳌?912年底，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被贵州军务司长刘显世派人暗杀，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要求严惩凶手，北京政府却不了了之。孙中山气愤地说：“似此野蛮举动，为全世界对于异党人之所无。” 从欧美资产阶级政治来看，竞争总是尾随政党之后，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主张一种政策，最终取长补短，互相调剂，使国家获利。民国初年的各个政党尔虞我诈，甚至用暴力手段排除异己，防止它内部的发达，阻碍它外部的扩大，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党政治的绊脚石。血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和发展。
二、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形成与破灭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彻底失败后，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能力不足，尚不能立即实行竞争式民主政治，只有待国家统一，民众素质提高以后，才可以渐次实行。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将中国政治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是本党“以积极武力，根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本党“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本党“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其中“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为“革命时期”，“在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负责。” 孙中山认为，“破坏之后便须建设，而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指导提携之，否则颠堕如往者之失败矣”。 为此，革命政党必须实行党魁集权，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党统治。面对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和列强蚕食，不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不通过这样的政党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任何革命都将流于形式，也无法达致中华民国之真正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孙中山提出的“以党治国”思想，“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孙中山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一党专政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大党沙文主义，将民众视为“阿斗”等。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些缺陷，在中国错误地推行一党统治长达22年。
1928年，蒋介石在桂系、冯系、阎系等军事势力的支持下攻下平津，国民党舆论机关就宣称军政结束和开始训政，在胡汉民关于“训政”的政制设计中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1928年9月，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明确规定了国民党驾驭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纲领，并且对“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的界限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之身能确实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之论，此大谬也。”因为一党专政是以政权专于一党为归宿，因而是专制的；而以党治国是以政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因而为民主的。蒋介石却公开表示要实行一党专政，并且把以党治国同法西斯主义揉在一起。蒋介石于1928年说，中国为了“谋生存”，除了实行蒋记“三民主义”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主义，“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只能由国民党治国，“不能允许再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 1931年5月，蒋介石又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况及中国的传统道德，而英美的自由主义会造成“高唱自由”，“各据议席”、“辟疑满腹”、“见难宽胸”的恶果；只有法西斯主义能确立最有效的统治权。在这些“理论”指引下，蒋介石于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全代会闭幕时其职权由国民党中执委会行使；国府主席、委员均由国民党中执委会选任；国民党中央有《约法》之解释权，这样，《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统治固定了下来。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被取缔，而转入地下；中左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和革命民主同盟也遭到迫害而不能公开活动，中右的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和国家社会党等等，也不能公开参政。由此可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际上是一党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允许民众有若干民主权利。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部分人士被吸收参加国民参政会，个别人还在国府下属某些机构任职，国民党的这些做法与昔日相比，确有不同之处，但一党专制的格局并没多大的变化。国民党重申“党制”，实施“以党统政”的原则，继续把政权机构置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国民参政会不仅毫无实权，而且参政员均由国民党选任，在第一届参政会200名参政员中，中共及中间党派只占10％，而且被视为“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代表，而不能堂堂正正地以政党成员身份与会，足见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党派的平等地位，其目的就是确保其独裁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后，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机构，专司“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职，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异党活动办法》，进而制造反共摩擦，掀起阵阵反共高潮，拒绝中共及其他党派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于1947年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吸收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少数政客入阁，组成所谓的“多党政府”。1948年又包办召开“行宪国大”。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通过“竞争”，击败了另一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组成了新政府，宣布中国从此进入“宪政时期”。然而，一专党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因为：第一，这个“多党”中，既不包括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不包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党派，背离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国民大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权”机关。第二，《中华民国宪法》并非民主宪章。尽管写进去了“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辞藻，但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本质，同《训政约法》并无区别。第三，从实施“宪政”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依宪建立“多党政府”，完成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但又说，“今日党派虽多，含本党而外，实更无任何一党担负得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实操于本党之手”。 显然，国家最高职权及人事任免之最后决定权仍然操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中。
总之，国民党在中国推行20余年的“训政”和“宪政”本来是为了标榜他们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以奠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真谛相去甚远，没有也不可能给黎民百姓带来民主、自由和安乐，因而其统治一直缺乏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非来自社会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并且，由于国民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内部的腐败更加剧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了。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与实践
与国民党在打着“宪政”的幌子下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相比，中国共产党则显得开明和民主。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党统治，在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仍坚持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平等竞争。中国共产党深知，共产党能否代表人民并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因而，应该尊重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随意限制和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共产党能否在政治竞争中取胜，并不是依赖于武力和人员的数量，而是在于政见，周恩来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政治斗争是好现象”
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竞争”这一术语，但党在有关文献中提出的“党争”特别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斗争”，完全包含了“政治竞争”的意思。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分析了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存在竞争的原因即在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共产党的优势主要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是从依靠于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共产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共产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二）“三三制”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时期，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各政党之间实行公平竞争。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是作为共产党在选举活动中竞选参议员的施政纲领。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各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积极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意义，一致认为它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是将来的新中国应该采取的民主形式。
(三)建立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政治问题。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明确表达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建国主张。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的指导思想。在重庆谈判中，民盟主张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中国型的民主”，即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各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协商与讨论，以民盟主张为基础，确定了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基本构架，其主要内容是：（1）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当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两次提请解散立法院；（3）总统经行政院同意，可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4）监察院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其职权是行使同意弹劾及监督权；（5）省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可制定省宪，但不能与国宪抵触等等。在政协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各种集会上的讲话或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中共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政协会议的成果，表示将尽力促其彻底实现。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政协协议，迎接和平的政治竞争的到来而作了必要的安排，准备派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初步拟定了担任国府委员8人、行政院副院长1人、部长2人的名单。毛泽东多次表示，中共中央总部将从延安迁到清江浦（淮阴）或淮安，离国府所在地南京较近，便于随时参加国府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决议的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坚定的，是真心实意的。显然，政协决议如果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当今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通过政治竞争轮流执政，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都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合法角逐者，谁也别想永久独霸政权。
（四）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
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得失作了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探索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路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提出了唱社会主义对台戏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都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竞争的探索中断了。民主党派不仅不能作为“反对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反而被视为反动党团被强制解散，其成员大量被清洗出国家机关，并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登记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山西　宋天明


登记机关在我国很多，主要有企业登记机关，事业单位登记机关，社会团体登记机关，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机关等，他们都属于确定主体资格性质的登记。另外还有矿产资源登记，房产所有权登记，动产、不动产抵押物登记等，属于对物的登记。比较而言，其中企业登记机关为历史最长、登记制度最完善、登记业务量最大、涉及的法规最多、最具有代表性。
我国企业登记机关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国务院授权的职能之一是：核准申请人从事经营活动，确认企业法人资格，并颁发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执行的主要法律、行政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等。各级登记机关认真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运用登记职能促进企业改革、改制及调整产业结构也有重大贡献。但目前存在一个普遍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一、 民事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而不是登记机关恩赐的。
登记机关必须首先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民事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而不是登记机关恩赐的。登记机关的职能是根据当事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要求，对申请登记的事项予以确认并颁发证件。申请登记的事项（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额、经营期限等）基本都属于当事人的权利，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都应当登记确认。不是登记机关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让你做什么，你就不能做什么。登记机关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让你怎么做你就不能怎么做。登记机关的职能与行政审批机关有所不同，既不属于资源配置，也不属于条件资格认定。世界各国一般都不把登记注册行为列入行政许可。虽然我国新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将其列入行政许可范围之内，但登记机关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登记行为不是许可不许可的问题，只要当事人的申请要求不违反法律规定，登记机关必须依法确认。因此，登记注册事项应当由当事人确定，登记机关只具有否决权，对违法的要求、违法的申请予以否决。这就是民主法制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民事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
登记机关还必须时刻有一种自我警戒的观念。因为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每一言每一行都受行政法的严格制约。法律规定你做什么，说什么，你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做，按规定的要求说。不允许不作为，也不允许违反程序作为。你对当事人的申请说“不”，必有法律法规依据。言行既出必有法律依据，这就是公权行使“法无授权不得为”的原则。
本届政府是亲民政府，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因此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更应该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公务员。
二、 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事例
登记机关行使登记职能，很多方面忽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于限制、扼杀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1、任意设置前置行政审批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设立公司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但登记机关在执行这一法律条款时，任意扩大范围，对任何机关、任何部门出台的前置审批一律执行。保护了违法的行政审批的设定，阻碍、抵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行，给违法设立行政审批机关带来不正当利益，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设置重重障碍和阻力，提高企业设立成本，恶化投资环境，降低政府工作效率。
登记机关为什么这样要求呢？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条件越复杂、要求越高、越不好办，显示权力的价值越高，可能带来的私利就越大。第二、近十年来，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社会经济监管漏洞较多，因此恶性事故频繁。凡出现恶性事故必追究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使得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存在恐惧心理，如履薄冰。因此，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宁可多要十件决不漏掉一件。你说你的改革开放，创造优良环境，我说我的严加管理，严把准入关。出了问题，检察院拿我是问，却不管你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检察院纪检委办案子只要粘上边儿的，都往里装，不管你主客观情况，不管是否主要因素，越是基层越倒霉。第三、舆论导向使得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只有把严格条件放在首位，不可能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卡住你，办不成，没有人追究责任。一旦疏漏，出问题就抓住不放。例如，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开办洗车行必须提交“节水办”的批准文件；有限责任公司向外投资，必须提交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室内装饰装修必须提交资质证；开办汽车修理行必须提交汽车修理行业协会的批准文件；外地投资者必须提交流动人员暂住证等等。这些土规定都是法律法规以外的规定，是寻租的结果。
2、“格式文本”束缚当事人的自主权利
登记机关在实施登记注册行为时，必然会使用国家统一设定的注册登记申请书等格式文本，这是为了规范统一，是有利于当事人规范登记注册行为的。但各地登记机关除此之外还擅自设定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格式文本。例如：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股权传让协议，租房合同等。这些文本原本是由于很多群众不会写而设立的服务性参考文本，出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图是好的，也是需要的。但近年来逐渐将这些服务性参考文本演变为强制性的格式文本，不符合格式文本成为否定登记的主要情况，当前因此而被否定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之多。
例如：某省工商局规定公司章程中必须载明股东住所和身份证号码，不载明的不予受理。这种让你苦笑不得的要求竟能长期维持下去，真是不可想象。难道股东搬家或更换身份证还必须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不成！中国人习惯于服从，没有人向登记机关质询为什么。
某市工商局规定股东会必须称“届”，股权转让更换股东就叫“换届”。你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如果不称“第几届”股东会决议，便不予受理。如此一个高层次登记机关也会出现这样的笑话。股东会与公司同在，公司不解散股东会永远存在，股东的权力可以继承世袭，没有任期问题。所以股东会不应当称为届。有届必有期，无期不称届。正确的称法应当是：第一次股东会可称为“创立大会”或“第一次股东会”，今后的股东会应当称“某某年度股东会”（例会），或“某某年临时股东会”，“某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等。称“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已经足以反映登记机关水平之低下，更不应当以这种错误的东西强制别人套用。
公司章程是各地登记机关普遍采用的格式文本，申请人根本无需认真对待，填空白即可。如果某一企业真想认真地、慎重地制定一个好的章程，登记机关一定认为不符合要求，必定让你拿回去重新修改，直至按照他们的格式文本填写方可。多说一句不行，少说一句不行，不想要的话不写不行，想规定的内容不允许你写。执法监督机关如果不信，可到登记机关查阅档案，所有的公司章程千篇一律，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一样。外行的领导们估计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会想到我们国家会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司章程本是股东共同约定的，具有自我约束力的文件，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权力。登记机关在审查章程时只应当把握《公司法》规定的必要条款和是否含有违反其它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应当干涉股东自愿约定的其他内容。股东愿意制定的细一些，则可多写，愿意简单一些，则可少写。当前各地登记机关普遍要求公司章程要写十几章七十多条。不符合他们规定的格式文本章程，不予受理。《公司法》规定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共十项。既没有规定必须按次序，也没有规定不能合并。例如，第四项“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与第六项“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完全可以合并写成一条，既清楚又简洁。但登记机关死搬硬套的要求必须写成两章。《公司法》规定章程应当载明的除这十项外，还规定有一项：“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股东”，是“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事项”，而不是登记机关认为应当规定的事项。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熟视无睹，自觉不自觉地行使其“当然主人”的角色，把当事人看作是仆人：“我说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甚至于对当事人自己写的章程看都不愿看一眼，只要不是他们规定的格式文本，就一言以蔽之“不行！”。《公司法》规定章程应载明的第八个事项是：“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这一事项可以写得很多，是整个章程中包含内容最多、最长的一项，其基本内容《公司法》中都有规定。如果不愿意重复《公司法》已有的规定，可以以一句话来概括：“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这种写法应当说也是符合要求的，既简单又明确、合法，不应当否定。但现在没有一个登记机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理、通过的。
上述所谓的格式文本既不是登记机关集体研究经批准下发执行的正式文件，又不是中国文体经典格式。绝大部分是处、科长拟定的极不正规的想当然的格式，错误百出，经不起推敲。或者将某书上刊登的参考范本拿来当作格式文本。
三、 整顿队伍，纠正观念，选拔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担任登记注册官
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与依法行政，归根结底是需要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担任登记注册官。登记注册是业务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登记注册官员应当具有下列素质：具有本科以上文化基础学历，且具有一定的法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和企业管理学基础。目前各级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尚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当务之急是培养在职登记注册工作人员，使其把尊重当事人的权力放在整顿队伍的首要位置，其次是系统的培训法学知识，严格的考核考试，或许可亡羊补牢。
最可怕的是，当前没有一个领导人认为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百姓习惯于任人宰割，人家说不行就不行，按照人家说的改，没有一点自己的权利意识。注册登记官员的思想是，只要能找出你一点毛病，就说明我水平高。他把别人都看的没有他水平高，同时却又要求别人都是法学专家，不允许有一点错误。登记机关的图章盖得不清楚（例如营业执照、名称核准通知书），他们不以为然，别人的图章盖的有一点不清就绝对不行。他们自己核定的经营范围，错误百出、标点不分，可是要求你章程上写的不能有一点错误。审查章程不是审查实质内容，而是当起语文老师改字、改词。一份好好的材料，他给你瞎改乱画的一塌糊涂，你不按照他的改就不给你登记。这种肆意践踏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屡见不鲜。不整顿队伍，不纠正观念，老百姓不会认为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不会认为改革开放有成效，不会认为治理腐败是真的。


二OO四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