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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制定公司章程是设立公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公司法理论研究中，公司章程性质的研究是一个基础性课题。对于公司章程到底是具有契约的性质还是具有自治法规的性质，或是两种性质兼而有之，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对公司章程性质的认识涉及到对公司法性质与理念的认识、公司章程的生效、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权益的保护、公司章程的解释等诸多方面。系统、全面、深入地研讨公司章程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的宗旨(经营范围)、资本、组织结构、行为、名称等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一、确定公司章程性质的基本考量因素

　　（一）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确定应该符合公司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的本质。总体而言，目前，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的界定一般都立足于从静态上来认识和理解，侧重于强调公司是一种组织体，一种社团法人。从法律的层面上分析，公司成立后，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公司不属于任何个人、团体，公司只属于公司自己。因此，从公司的“孕育”历程来看，它是发起人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合意的“结晶体”。但是，公司一旦依法成立，则犹如胎儿呱呱坠地，它立即成为独立于“母体”（发起人）之外的“婴儿”（公司法人），作为一个自治体，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总之，从公司这一特殊社会组织体的本质看，它是合意基础上的自治体。公司章程是公司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其性质不可能不受到公司本质的影响。

　　（二）公司章程性质的确定应联系公司章程的生成机制。作为一个社团法人，公司属于人合和资合的混合体。对外是以《公司法》等法律规则为行为准则，对内则以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司法》对公司行为的普遍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就具体的情况，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公司章程则是公司依《公司法》的强制规定订立的一个可以反映公司自身需要、自身特点的法律文件。公司章程是由发起人制定的体现全体发起人乃至全体股东共同意思的书面文件。世界各国关于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内容尽管在立法例上有不同分类，但总的来说，都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法定事项和自由事项，其中自由是相对而言的自由，是在法定事项前提下、与之不相抵触的自由。因此，从公司章程的生成机制看，其中既闪烁着发起人合意基础上的智慧，也包含着法律的强制，更有立法者的大胆授权。

　　（三）确定公司章程的性质应考虑公司章程的效力

　　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是指章程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产生什么作用。公司章程的效力包括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两个方面。

　　1．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

　　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指公司章程对公司和其内部成员所具有的约束力。我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因此，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包括如下方面：

　　（1）公司章程对公司的效力

　　公司章程对公司的约束力表现为章程对公司内部组织和活动的约束力。首先，公司依章程对股东负有义务，这些义务同时表现为股东的权利。股东在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对公司起诉以取得其应有的权利；其次，“公司依章程对社会（交易第三人）负有义务。公司章程视为公司对社会的承诺，公司有义务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其所承诺的义务，如依照章程设置组织机构，使用章程所确定的公司名称，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行事等”。此外，章程对公司的约束力还表现为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影响。

　　（2）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效力

　　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效力表现为公司章程对股东之间权利义务的安排，以及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公司管理人员间的权利义务。首先，股东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股东之间合意制定的个性化章程条款也同样赋予股东以某种权利，这些记载在章程中的权利同样是股东权利体系中的一部分。股东在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依照章程获得救济。其次，股东必须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正如公司章程对股东权利的记载是股东行使权利的依据，也是股东必须遵循的内容。

　　(3)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效力

　　公司章程有关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的规定，是董事、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使职权的重要依据。例如《公司法》第50条第8项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可以行使公司章程赋予其的职权；第114条规定：第50条同样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的职权范围。再如《公司法》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可以由公司章程赋予董事会做出。公司章程通过对管理人员职权的明确规定，限制管理人员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同时，公司可能通过公司章程中直接的民事责任赔偿条款来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

　　2．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

　　公司章程对外法律效力问题主要是指公司章程是否对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以及法律效力的强度。公司章程的对外法律效力及于公司之外的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公示效力

　　公司章程经过登记，向社会公示了其事关交易安全的内容。一是资金能力。这是交易成功与安全的物质保证，决定双方的履约能力。二是经营范围。章程对交易能力和资格作出了明确限定，投资者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首先考虑，尤其是对专营、特许经营的产品交易应更加慎重。三是向外公开申明公司宗旨和责任形式等内容。这为投资者、债权人与该公司进行经济交往提供了更多的资信依据，便于相对人了解公司的组织和财产状况，进而促使公司和第三人的经济交往。

　　（2）对抗效力

　　如果说公示力是法律对信赖公告或登记内容的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是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来讨论章程登记的效力，那么对抗力则是公司以其已登记的事项来对抗第三人，是从维护公司利益的角度论及章程登记效力的。但由于公司章程自治规则性质，虽经过登记，其对抗力还是要受到限制的。笔者认为，在第三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的对抗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在第三人交易时知道对方公司有违背章程的情况，而继续交易的，视为主观恶意，公司章程的对抗效力及于第三人。此时，如何区别善意和恶意使成为关键。通常情况下，区别善意与恶意的标准在于对方是否尽了适当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的高低，一方面要考虑到上文所说的章程的自治规则性。如司法实践中，公司越权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一般情况下公司不能依据章程没有授权而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在交易时明知公司无此交易权，这里，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要求就很低。另一方面，要考虑公司的组织形式。一般来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规模较股份有限公司小，所以涉及的业务标的额较小，交易流转较快，数量也较多。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的标的额往往较大，且公司各项信息透明度较高，交易相对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安全，理应对公司情况有更多了解。

　　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以内部化视角解释了公司章程的制定主体和效力来源，此采契约论在公司内部形态和运行机制上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于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以外部化视角强调了公司章程的整体效力和权威地位，使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的规定更能体现自治法特性。

　　二、对公司章程性质的再界定：新折衷说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同时具有自治性和契约性的双重属性。同时，笔者进一步认为，在面对不同法律关系的契约性与自治性有着不同的适用力和解释力。为行文方便，笔者权且称之为“新折衷说”，即在以公司章程调整和规范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契约性的适用力和解释力更显突出；在以公司章程调整公司治理机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问题时，自治性更有适用力和解释力。析言之：

　　（一）公司章程是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契约

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效力分析

吴星奎


中文摘要::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某一方有权提起仲裁，而没有相应赋予另外一方提起仲裁的权利，法院在判断这种仲裁条款的效力时，往往以显失公平为理由认定其无效，学界也有学者持这种主张，然而，这种理由表面肤浅，显失公平何以体现，司法实践和理论都却没有深入充分的阐述。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这种条款应该是有效的。
关键词:单方仲裁选择权;显失公平
卖方日本A公司与买方中国北京B公司于1998年1月28日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双方约定，A公司依照其所提供的样品向B公司发货，B公司收到货品并验证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货款。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卖方有权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1998年3月28日发货，B公司与1998年4月18日经验证后接收了这批货品，但一直未向A公司付清货款。经多次催要未果，A公司于1998年6月29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B公司付清货款。B公司在接到仲裁通知后，提交答辩书，对仲裁庭的管辖权表示异议。经仲裁庭对案件的审理，于1998年9月18日作出如下裁决：B公司向A公司付清货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裁决作出后，B公司一直未履行，A公司于1998年10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请求法院强制执行CIETAC的仲裁裁决。B公司则向法院提交了不予执行抗辩：认为合同仲裁条款仅规定A公司的权利，而未规定B公司的权利，显失公平，同时也不符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因而该仲裁协议无效，请求法院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本案中，笔者拟将合同中的这种仲裁条款称之为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关于其效力，1999年12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定’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说明》第五条规定：“下列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三）仲裁协议显失公平。如：“发生争议，由卖方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该协议直接剥夺了一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权利。”也有业内权威人士，贸促会前法律部部长王生长博士认为：“仲裁当事人的平等仲裁权是法律程序的正当要求。如果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签订剥夺对方平等地选择仲裁和指定仲裁员的权利，则其行为违背法律规定的诚信和公平的基本原则，由此达成的仲裁协议如同普通合同一样可被确认为无效。”[1]笔者认为，被申请人的理由并不成立，北京高院的这种规定也并不合理，王生长博士的看法并不科学，有充分的理由可认为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是有效的。具体阐述如下：
一、格式条款对本案并不适用
表面上看，本案仲裁条款有格式条款之嫌疑。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那么，格式合同的使用者多是在经济或法律上处于较强的地位，因而可以预先拟订反映其意志的合同条款强加他人。正如前述，本案并不存在谈判力量孰优孰劣之分，本案双方当事人所拟订的合同也不可能重复使用，也不存在格式条款的“未经协商”的情况，合同中的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总之，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对于本案的仲裁协议条款没有适用的余地，所谓的“显失公平”也就不能适用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
二、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恪守合同自由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它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2]反映在合同领域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即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而决定订不订立契约，以何人为缔约当事人以及以何为内容而订立合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自由包含当事人有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使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有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如果确系当事人自愿接受而不是出于胁迫的因素，他人不得改变。英美法系国家合同法理论上“约因不必充分”的原则即出自这一思想，其格言为“一把胡椒面也可以构成有效的约因”。当然现代社会，合同自由已经受到各种限制，其效力可基于某些事由而丧失或待定，然而，如下文所述，本案中仲裁条款并不存在这些事由。因此，本案中，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而不能强加干预、任意干涉，置有效的合同条款不顾，肆意破坏合同条款的效力。
三、被申请人的“显失公平”的说法不成立
关于仲裁条款显失公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并无明确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均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２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合同法当然适用。本案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属于合同的一部分，在我国《仲裁法》没有做出相反的规定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仲裁条款的效力判断也当然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两个法人主体，而不是一个法人与一个自然人（抑或消费者），本案双方当事人经济实力和谈判力量相当，并无悬殊。申请人缔约时并不处于不利地位，其并不处于无经验、缺乏判断力的情况，即使存在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法律也推定其有通常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判断知识。法律规定“显失公平”的本意是保护弱者，而本案中，被申请人并不是弱者。对于本案中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完全可以不同意或加以修改，在卖方坚决要保留其单方仲裁选择权的情况下，买方完全可以不与卖方缔结合同，毕竟，国际市场上不止仅有卖方一家有作为合同标的的货物出售。然而，被申请人没有如此行为，而是自愿选择了同意，理所当然应当受其约束。
再者，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显失公平的标准，具体到本案中，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卖方可任意选择仲裁机构，权且可当作显失公平。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仲裁条款将卖方的选择权限制于“适当的仲裁机构”，若买方认为卖方选择的仲裁机构“不适当”，完全可以请求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
另外，在民法中，显失公平通常和重大误解联系，本案中，仲裁条款只有一个条文，明白易懂，意思浅显，并非纷繁复杂，亦非晦涩难懂，不存在重大误解。
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仲裁条款存在不公平现象，也没有达到“显失公平”的地步，离“显失公平”还很远。由于合同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处于世俗之中而非处于世外桃源，所以，契约理论所谓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也不过是理论上的假设，当将这种理论上的假定运用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时，就会发现权利义务对等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3]按照被申请人的意思，可以推定其认为若合同如下规定，对于被申请人就是公平的，即：被申请人也有权选择仲裁机构。但是无论如何，仲裁程序上来说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即使被告选择一个其认为更佳的仲裁机构，这种其擅自臆想的“公平”与中国贸仲的裁决的公平也不会有很大差距。
四、被申请人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仲裁裁决
所谓诚实信用原则，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原则办事，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欺不霸，在订约后，重信用，守契约，不以钻契约空子为能事。它是法院解释契约、解释其他意思表示，从而干预生活，调整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依据和指导原则。[4]另一方面，它也是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现代民法中，被奉为“帝王条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合同及其条款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这种“一致”一旦形成后，便成为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意思的异化物，任何一方均无权改变这个曾经是自己意志的产物，而应当遵守它，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本案仲裁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显然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强加意志与另一方当事人。我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被立法承认，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原则，对于被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应当尊重和履行，决不应该反反复复，变化无常，出尔反尔，视有效的合同条款如儿戏。
五、申请人提起仲裁，乃是严格遵照仲裁条款行事
申请人提起仲裁并没有违反仲裁条款，而是遵守了仲裁条款的约定。理由如下：首先，从行业影响、专业水准来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其独立、公正、高效的仲裁工作在国内外享有广泛的声誉，现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其仲裁员选任严格，专业水平高，当然本案由于被申请人位于北京，因而考虑北京的仲裁委员会有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但是无论从其影响和仲裁员实力来说，都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有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但本案并不属于其受案范围。其次，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在中国仲裁方便快捷，不存在远赴重洋之艰难，且被申请人也熟悉中国仲裁法及相关法律及仲裁规则，事实上，本案申请人本着友好解决争议的态度，充分考虑了被申请人的利益和难处后，选择了在中国仲裁，而没有一味单顾自己利益，选择去国外仲裁。
六、合同中单方权利条款大量存在，不可任意否认其效力
事实上，经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享有某种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不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显然不能说这种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是无效的。另外民事权利中的形成权如撤消权、抵消权等也是往往只有一方当事人享有。实践中，合同条款各式各样、千变万化，不可能一方享有的权利另外一方也享有。若法律强制干涉，则合同当事人的期望何以实现？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何以生存？
七、与支持仲裁的国际趋势相适应，应当承认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
尽管早期的仲裁立法表明，各国立法机关和法院对仲裁抱有很大偏见，认为仲裁是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剥夺，因而过分强调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各国先后制定了新的仲裁立法，转而对仲裁持一种信任的态度，减少司法干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日益成熟，我国有关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的范围和程度在不违反我国社会公共秩序的情况下，也在不断缩小。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仲裁协议效力请示的答复中明显可以看出。若法院对于明确清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也予以否定，这明显与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和支持仲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也挫伤了当事人选择中国作为仲裁地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对中国仲裁的国际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遗憾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编写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的第80问中，对单方仲裁选择权的效力，其规定：“当事人在涉外合同中约定提请仲裁的权利不平等，违背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应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民四庭的这种规定，干涉了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又越俎代庖之嫌疑，实非必要。
其实，本案例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在与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受到我国《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限制。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仲裁机构。实际上，纵观各国的仲裁立法，把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罕见的。一般来说，各国法律除对仲裁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外，对仲裁协议的内容只强调其应表明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愿。[5]因此，未来我国《仲裁法》修改时，对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的效力应当明确规定和承认。
参考文献
[1]王生长.仲裁协议及其效力确定(三) [DB/OL].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4.asp?cateid=15,2006-06-07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
[3][4]李永军著.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77,278
[5]韩健.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兼评我国仲裁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DB/OL]. 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4.asp?cateid=15,2006-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