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烟草专卖条例施行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范围内从事烟草专卖品和烟草专卖管理品的生产、运输和经营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各级烟草专卖局（办公室）是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烟草专卖行政管理的机构，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条例》及其《细则》和本办法，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烟草专卖的政策、规定；
（二）检查、处理本辖区违反烟草专卖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单位和个人；
（三）办理上级烟草专卖局和当地人民政府交办的有关烟草专卖方面的工作。
第四条 烟草专卖范围包括烟草专卖品和烟草专卖管理品。
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商品烟叶（含烤烟，黄、红晒烟）。
烟草专卖管理品是指卷烟盘纸、滤咀棒、醋酸纤维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含小型手工操作的专用切丝机）。
第五条 烟草专卖品的生产、购销按下列规定管理：
（一）卷烟、雪茄烟由烟草公司所属烟厂凭《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组织生产；烟丝由持有《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的烟丝厂生产；
（二）卷烟、雪茄烟、商品烟叶的收购、调拨、批发业务，由烟草公司及其委托单位凭《烟草专卖批发许可证》和《烟叶收购许可证》经营；
（三）卷烟、雪茄烟及烟丝的零售业务，由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讦可证》的单位和个人经营。
第六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按下列规定管理：
（一）省内运输本省产的卷烟、雪茄烟，须凭县以上（含县级，下同）烟草部门出具的发票随货同行；
（二）省内运输外省产的卷烟、雪茄烟、须凭省烟草公司或县以上烟草部门出具的发票和专卖部门签发的《准运证》随货同行；
（三）省内运输进口的卷烟、雪茄烟，须凭省烟草专卖局签发的《准运证》随货同行；
（四）省内运输烟叶、烟丝，须凭省烟草专卖局签发的《准运证》随货同行；
（五）省际运输烟草专卖品，须凭省烟草专卖局签发的《准运证》随货同行；
（六）在本省范围内，允许成年人每人随身携带本省产卷烟二十条，或进口卷烟十条，或外省产卷烟十条，或烟叶、烟丝五公斤以下；
（七）允许每人每次邮寄卷烟两条。
第七条 烟草专卖管理品按下列规定管理：
（一）烟草专卖管理品生产企业，由省烟草公司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择优确定，并报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准，企业凭《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组织生产，其产品由省烟草公司统一分配；
（二）省内运输烟草专卖管理品，凭省烟草专卖局签发的《准运证》随货同行；
（三）从外省购买、调运烟草专卖管理品，须经省烟草专卖局批准。
第八条 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的发放办法，由省烟草专卖局另行规定。
第九条 对执行本办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烟草专卖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十条 对违反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烟厂，由烟草专卖部门责令其停产，没收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至五千元罚款。
对批发、零售前款烟厂生产的产品者，除没收其产品和非法所得外，并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下和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对生产冒牌烟者，没收其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至五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销售冒牌烟者，除没收其产品和非法所得外，销量达一百条以上的，并处以一千至三千元罚款；销量不足一百条的，并处以一百至一千元罚款。
第十二条 对以盈利为目的生产手工卷烟者，没收其生产设备、工具、产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二百至五百元罚款。
对销售手工卷烟者，没收其产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一百元至二百元罚款。
第十三条 对违反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者，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批发金额百分之十以下罚款。
烟草部门向无批发许可证者提供批量货源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批发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屡犯者，吊销其烟草专卖批发许可证。
对违反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者，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零售总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强行收购剩余专卖品。
第十四条 对违反第六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持有专卖许可证的，没收百分之十以下货物，并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没有专卖许可证的，强行收购其货物，并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下罚款。
对违反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持有专卖许可证的，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没有专卖许可证的，没收其全部货物。
对违反第六条第五项规定者，属批发单位的，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五至十的罚款，并强行收购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货物；属零售业务经营者，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下罚款，并强行收购百分之八十的货物；属无专卖许可证的，没收百分之五十的货物，其余货物强行收购。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强行收购。是指烟草专卖部门按国家零售牌价七折收购。
第十六条 对违反第六条第六、七项规定的，没收其超量部分。
第十七条 对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属烟草公司所属烟厂，处以货款总额百分之三的罚款；属其他单位或个人，没收全部货物。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的处罚，由各级烟草专卖部门执行。具体罚没审批权限，由省烟草专卖局另行规定。
罚没款和没收物品变价款按《广东省罚款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海关等部门应积极配合烟草专卖部门做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所罚没的烟草专卖品和烟草专卖管理品（包括走私进口香烟），由烟草专卖部门按规定收购。
第二十条 烟草专卖部门和前条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草专卖管理、监督工作中有舞弊行为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责任，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1988年5月15日起施行。过去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同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1988年4月30日
“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法律与文学”能够崛兴的最要紧的条件或许还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贝尔（C.Bell）曾经提到法律与文学的如下联系：文学名著很多都与法律、法律制度相关；解释问题对文学和法律批评与研究都很重要；法律家和文学家都知道语言和修辞的用处；法律（如关于淫秽作品的法律、版权法等）通过各种形式对文学作品予以管制。这些联系在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与文学》（1988／1998）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但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