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体育市场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体育市场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11月2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体育市场管理，保护体育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体育经营活动和经营场所的管理。
第三条 培育和发展体育市场，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健康有益的体育市场经营活动；鼓励和支持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为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任务和培育优秀体育人才服务。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努力培育和促进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市场的发展，加强对体育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体育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自觉接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体育市场管理范围和管理体制
第七条 体育市场管理范围包括：
（一）经营性的体育俱乐部、体育活动中心、体育度假村（区、营）和其他有固定设施的体育经营活动场所；
（二）经营性的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
（三）经营性的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
（四）经营性的体育培训活动；
（五）体育集资、赞助、中介服务、广告；
（六）其他体育市场经营活动。
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由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体育项目或者国际体育组织认定的体育项目予以确定并公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际工作中因管理权限发生争议的，由省人民政府裁决。
第八条 申请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营内容有益身心健康；
（二）有必要的资金和相应的设备；
（三）有符合治安、消防、交通、卫生、环境保护和安全救护要求的适当场所；
（四）场地、器材应符合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有关标准；
（五）对从业人员有特殊要求的体育经营项目，需有经过专业岗位培训合格，具备专业知识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体育市场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级管理。上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下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体育市场管理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体育市场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执行有关体育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体育市场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体育市场经营场所；
（三）建立和健全体育市场管理制度；
（四）按管理权限审批或审核各类体育市场经营活动，会同公安、工商、税务、卫生、物价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日常管理；
（五）监督检查体育市场经营活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权限独立查处或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六）培训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对经专业岗位培训合格者按有关规定核发专业岗位证书；
（七）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条 对专业性强或技术要求高或危险性大的体育经营项目的管理实行许可证制度。《体育市场经营许可证》由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县（含自治县、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权限审批、发放许可证并实行验证制度。
临时性的体育经营活动，实行许可证一次性审批。
《体育市场经营许可证》的发放范围，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体育市场管理实行稽查制度。体育市场管理人员对体育市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必须出示执法检查证件。
第十一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向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收取管理费和《体育市场经营许可证》工本费，费用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物价、财政部门会同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管理
第十二条 申请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持有与参加体育竞赛、体育表演的单位或个人签订的合同，租用他人场地、设施的，还应持有与所有权人签订的合同，向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场所所在地的相应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经营者的资格及活动实施方案等进行严格审查。符合规定的，及时予以批准。
第十四条 在本省境内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其名称、徽记、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举办该项活动的经营者享有经营权，并依法予以保护。
第十五条 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的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活动的内容、时间和地点。因故确需变更的，须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的活动的经营者，应对参与活动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观众的安全负责，观众人数不得超过举办该项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场所的容纳限度。
凡不宜于未成年人参与的项目，不得准其参与。
第四章 经营性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管理
第十七条 申请举办经营性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由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审查批准。
第十八条 经营性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和相关服务必须明码标价，严禁非法牟利，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经营性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的从业人员，凡需具备特殊从业资格的应经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业。
第二十条 经营性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第五章 经营性体育培训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举办经营性体育培训，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其招生范围进行审批。跨市（地、州）招生的，由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跨县招生的，由市（地、州）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其他的由所在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
第二十二条 经营性体育培训从教的健美师、武术教练、拳师、气功师等，必须经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取得等级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业。
第二十三条 举办经营性体育培训，其收费项目和标准应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执行，严禁以培训名义诈骗钱财。
第二十四条 从事武术、健身气功、拳击、散打、搏击、跆拳道等项目培训且学制在半年以上的，须有完整的培训计划、武德教育教材和规范的场地设施，保证培训质量。
第六章 体育集资、赞助、中介服务、广告管理
第二十五条 举办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需要有偿转让电视播映权的，由经营者提出申请，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六条 通过体育集资、赞助、广告、销售体育彩票和建立体育基金等方式筹集体育资金的，应按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报经批准，并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建立体育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报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为体育市场经营活动提供技术咨询、策划组织以及场地器材等方面服务的，应经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其从业资格后，方可办理有关从业手续。
第二十八条 各项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广告、海报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发布体育广告必须符合广告管理的规定并报经法定审批部门批准。
第七章 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类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由经营者依照消防、治安等方面的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维持秩序，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第三十条 凡属对场地条件、器材设施、指导人员等有特殊要求的高山滑雪、攀岩、滑翔、摩托艇等体育市场经营项目，经营者应报请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合格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一条 禁止利用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从事渲染恐怖暴力、封建迷信、帮会、赌博、卖淫嫖娼和其他违法或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活动。禁止经营者以色情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手段招徕顾客。
第三十二条 禁止携带枪枝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品和其他危险性物品进入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
禁止酗酒者、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患者进入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
第三十三条 非经营性公共场所临时性接纳经营性体育活动的，亦应遵守本章各条规定，并按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批准手续。
第八章 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四条 凡依法取得经营资格，按照本条例进入市场开展正当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体育市场经营者的经营场所、设施、设备。
体育市场经营者除按照法律、法规和规定纳税和交纳有关费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向经营者索取费用和要求其提供无偿服务。
第三十六条 体育市场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受法律保护。因经营者方面的原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者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体育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向有关部门申诉，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在体育市场经营活动中，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增进群众身心健康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或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检举、揭发体育市场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功人员和秉公执法、为我省体育市场管理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九条 在体育市场经营活动中，有违反《体育法》行为的，按《体育法》的规定处理；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按下述规定处罚：
（一）未经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或未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由县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按其非法所得收入的1－3倍处以罚款。
（二）雇用或聘请未经专业岗位培训并取得专业岗位合格证的从业人员，从事体育项目的教练技术培训、应急救护等工作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收缴其体育市场经营许可证。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规定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收缴其《体育市场经营许可证》，协助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一条 体育市场管理人员应严格依法办事。对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玩忽职守的，情节较轻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凡在本条例发布前已从事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依法补办审批手续。
1996年11月22日
略论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
楼杰科
一、原因自由行为的提出及在中国的态势
责任的成立以责任能力的存在为前提。这是判定任何法律责任存在的条件之一。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判定也应首先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所谓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别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并且能够加以控制，那么行为人就有刑事责任能力；反之，行为人虽能辨别行为的刑法意义但无法控制行为或者既不能辨别行为的刑法意义也不能控制行为，那么行为人就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而，行为人就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辨别和控制属于行为人的意识范畴，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就是意识主体在刑法上的规范表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况、生理状况等都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项目。也就说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就在于判定上述项目是否符合刑法肯定或否定的规定。由于对人而言，上述项目的内容不是固定的，存在着随时改变的可能，并且变化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也可以有意识的改变它们。诸如，D出于杀人的故意，为了给自己壮胆而喝酒醉，在病理性醉酒的状况下杀害了V；D知道自己受到某种刺激后自己的间歇性精神病就会发作，为了殴打V，而故意地使自己处在这种刺激之下，从而实施了殴打行为；或D明知教派的教主会将他催眠而指使他做违法犯罪的行为，且自愿的使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或给婴儿喂奶时陷入睡眠的母亲，在熟睡中用乳房使婴儿窒息死亡的情形。显然，此等行为在表面上看来，由于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时因欠缺某项刑事责任能力项目而使自己处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景况中，因此，就不能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既而也就无法认定刑事责任的成立。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也就是说对这些行为是否应该处罚以及处罚对于法益保护是否具有意义；如何来论述与正常情况下的责任认定原则的冲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形成了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
大陆法系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说，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递进式的三要件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根本上讲就属于有责性范畴了。由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性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大陆法系对其可罚性的论述就立足于“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归责原则之上。这一点，与我国的刑法理论大相径庭。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没有原因自由行为这一概念。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平行式的四要件说，虽然同样存在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理论，但是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方面的插开，对于前述各情形的处理，自然就归入至犯罪主观方面。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就不在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在于行为人的罪过。“行为人既然自觉选择了暂时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已经认识到或应该认识到处于这种状态将会产生的危害结果，所以，行为人应该对这种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负故意或过失的刑事责任。” 由于原因自由行为实现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意识状况下的决意，故而行为人就是有罪过的，那么刑事责任的成立就有了主观条件。可见，原因自由行为作为概念，对于我国的刑法理论界而言，是个舶来品。了解，掌握，借鉴，甚至于解读、批判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不无益处。
二、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及其可罚性
Actio libera in causa, 即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或称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时，故意或者过失地使自己丧失行为能力，使自己处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常态的犯罪行为相比，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点就在于在实施实行行为时，行为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只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而常态的犯罪行为，行为人自始自终都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可以在概念上将原因自由行为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即原因行为（先行行为）阶段和结果行为（实行行为）阶段。在原因行为阶段，行为人存在着作为刑事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先行行为的目的即在于使自己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进而实施实行行为——结果行为。在罪过问题上，行为人已经存在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成立。至于在结果行为阶段，由于先行行为的实施，行为人以及处在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根据“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行为人的结果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一归责原则。所以，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归责问题在理论上就产生了分歧。
大陆法系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理论，大致可分为二种观点四种主张：
（一）否定说。该说认为，“心神丧失后与丧失前之心理关连性以完全断绝，不能想象在正常之精神状态下所谓之决定，于心神丧失时，能有意识的依原定之计划继续进行。倘若仍能依计划进行，即可证明心神尚未丧失，行为人自不能免除刑责；如谓已心神丧失，即应无责任。换言之，系以设定原因时之决意与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遂行犯罪之意思，两行为间不能证明其有一贯性为理由，而否认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 此说实际上认为结果行为的实施与原因行为阶段之决意无任何瓜葛。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完全是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现的，与先前的使自己陷入无（限制）责任能力的原因行为没有关系。否则，就是尚有刑事责任能力。该说显然坚持了“责任能力与实行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并且以此为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换言之，否定说不仅否定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同时也否定了原因自由行为本身。因为他们认为行为人实施先前决意的行为就证明其有刑事责任能力——证明尚未心神丧失。以此逻辑，如果有决意而不实施决意之行为那么就证明其心神已丧失，即有先行行为而无实行行为。但是这种情况本身就不成为原因自由行为，而前者实际上也只是推定的运用。
（二）肯定说。承认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学说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
1、实行行为说。该说认为利用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犯罪，就同把自己作为犯罪工具来实现犯罪没有实质的区别。实际上，此等行为人就如间接正犯，所以应该按间接正犯的理论来处理。如大冢仁认为，“因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是行为人故意地或者过失地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状态，像工具一样利用在该状态中的身体动静以实现犯罪，所以，可以理解为与将作为工具加以利用的间接正犯类似。” 所以，该说又可称为间接正犯说。但是，无论原因自由行为之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均是行为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人自己就是实行犯——正犯，有此一点就可否定所谓的间接正犯说。实际上，此说在于严守“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就如有学者所论到的“基于原因的无意志行为的情况与在间接正犯的情况下从利用行为中确认实行的着手相平行，它是通过从原因设定行为中来确定实行的着手，这维持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
2、构成要件说。具体可分为构成行为说和统一行为说。构成行为说，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就已经构成了发生犯罪结果之可能，也就说先行行为本身就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统一行为说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就设定了导致法益破坏的因果环节，由此，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就统一于实行行为之中。因此，该说也可以称为实行行为说。实际上，该说也是在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一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将原因行为纳入实行行为之中，即原因自由行为本身就是实行行为。
3、行为说。该说认为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不是不可修正。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系无责任能力时之举动，另一方面仍鉴于其此以前有责任能力时之意思态度，而追问有无非难可能性一事，亦属无妨。” 因此，此说也可称为责任原则修正说。实际上此说的立场在于，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不是在于实现行为本身，而是在于实行行为只是作为一部分的行为者所实施的行为整体之中。可见，这种立场仍旧以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为根本，而极特殊的情况为（原因自由行为）例外。即使如此，此种例外也可看作是坚持原则的松懈，而未有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实行行为是整体行为的一部分并且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提前至先行行为处。
综上所述，有关肯定说的各种主张，实际上在于是否严格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以及是否将实行行为看为先行行为的必然结果，即将实行行为适当放宽。实行行为说和构成要件说严守原则，因此就必然将实行行为放大，即先前实施的原因行为必然纳入实行行为的范畴；而行为说则作了技术上的处理，由此将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提前，在区分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基础上，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为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据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何时存在及与实行行为的关系。
三、刑事责任能力存在时期及实行行为
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何时存在？考虑的仅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在刑法规范上的现实意义，而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一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以主体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为依据。即是说，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况良好的人就必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虽然在广义上，此时刑事责任能力就已经存在，但这里的刑事责任能力由于尚未通过犯罪行为这一中介外化，因此，就没有现实的规范意义——尚未成为法律评价的对象。易言之，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是以刑法规范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评价对象开始的。由此，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就不仅具有客观属性，同时也具有了规范属性。
正是如此，才会形成“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在确认犯罪和刑事责任时，所依据的只能是危害行为实施期间行为人责任能力的状况。严格意义上讲，无论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前或之后是否具有客观的刑事责任能力，对于实行行为而言，都不存在任何的规范意义。即使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前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在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期间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同样要负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人在行为之后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在实行期间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就不必负刑事责任。因此，根据该原则，判断刑事责任能力存在时期的依据就是实行行为本身；判定实行行为的开始就等于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时期。
但是，刑事责任能力乃行为主体在刑法上的规范表述，刑法上之行为仍行为主体意识之结果，论及刑事责任能力就不得不考虑行为的整体构造以及行为与主体意识之间的联系。一般之行为仍指，自意思决定起，经过预备以前之行为、预备行为、实行行为，至引起结果，而具有同一意思之人的态度情形。即“实现特定意思之过程，该因一个行为系由于特定的意识而予贯彻” 所以，即使那些认为，成为该责任裁量基础的责任能力应该是在各自的意思决定之时有所存在，并不是说仅仅在原因设定行为时有了责任能力就够了的观点，在原因自由行为问题上仍旧坚持了“行为系由特定意识而贯彻”的主张。“如果行为者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预先放弃了完全责任能力基础上倾覆他的实行的着手意思决定的机会以及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放弃了对实行行为的同时控制机制，那么就可以认为使他走向实行行为的意思决定是在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他是可以响应刑法规范的期待而不会走向实行行为的，但是他却作出了走向该实行行为的意思决定，并且去实行了犯罪行为，所以是能够把他当作完全能力者进行责任的非难的。” 那么，这样的论说与“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实现意志活动的那一时刻；结果方式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如何无关紧要” 这种直截了当地论述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在方法上有所差异，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而所谓的意思决定之时就是最终的意思决定之时期。据此，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也就是意思决定之时，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就起于原因行为的实施阶段。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犯罪行为实际上是被提前到了使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的行为中，而真正构成犯罪的事实只是先前自愿行为的结果” 。
换言之，以先前的意识来认定责任的成立，也就是说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最终引进了罪过因素。“因为行为人总是完全负责地将自己故意地造成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作为故意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手段，这便构成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典型的双重故意，这种故意是犯罪行为的行为非价和意识非价的承担者。” 由此，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在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上置换成了“责任能力与罪过同时存在”的例外归责。通过罪过这一中介使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发生联系，因此，在宽松意义上仍旧未背离原来的归责原则。关于这一点，前面说到的实行行为说、构成要件说以及责任原则修正说，实际上均殊途同归。
总而言之，根据“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归责原则，惩罚原因自由行为就产生了相当地困难。虽然实行行为说与构成要件说以及责任原则修正说均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但是无论各说是否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由于刑事责任能力、实行行为与行为主体的意识有联系，因此最终还是需要引进罪过因素加以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