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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身分带来的“官司”


[案情]：1998年3月，被告人麻某承租朔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房两间，租期为五年，租金为20000元。麻某一次性交清房租后，即将该两间营业房多次转租他人经营并收取各项费用。1998年5月7日公司董事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吸收麻某为股东，并于1999年5月12日进行工商登记备案。2000年4月，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三位股东（公司全部股东）组成新一届董事会，选举麻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另两名董事（股东）任副总经理兼出纳、会计。从2000年麻某任职起至2002年三个经营年度，每间营业房应再交公司综合管理费（含国税）2100元，三年共计12600元，麻均未交付公司。另，2002年4月10日，三位股东对前两年的帐目进行了一次核算，结论显示麻某已为公司垫付各项费用共计52654.57元，三股东在该结算表上均签名确认。2002年5月10日因涉嫌职务侵占，麻某被公安机关立案侦察， 6月14日被刑事拘留。2004年1月5日公诉机关以麻某犯职务侵占罪为由提起公诉。
[判决]：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麻某作为董事长违反公司章程，利用职务之便，将所收回的管理费12600元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麻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判决宣告其无罪。
[评析]：本案被告人麻某最初以一个普通经营户的名义与公司签订租房合同，其后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并逐渐走了领导岗位，具有了双重的身分，而这也正是使本案一波三折，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作出不同判决的主要原因。二审法院之所以作出无罪判决是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
（1）、从主观上看，被告人麻某早在1998年初即已租赁了两间营业房，一次性将五年的租金20000元悉数交清。

由于朔温公司下属的商贸城是政府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战略的产物，麻某亦是温州客商，按当时的优惠政策，前期税费俱免。后来才向经营户加收水电费和国税。麻某一直未交该笔费用，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三位股东（公司管理人员）均存在类似情况，大家都占用公司的营业房而不交公司费用，也均未领取工资；其二，截止2002年4月10日，麻某已为公司垫付各项费用开支等共计52654.57元，远远超过欠交公司的管理费。而本案在案证据既不能直接证明麻某有欲将该笔费用占为己有的图谋，又不能证明其有任何间接地或变相地侵占公司任何财产的蛛丝马迹从而推定其有非法占有该笔款项的故意。即便是恶意拖欠，也不能必须推定为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对互负债务进行“抵销”或“临时周转资金”等目的而暂时不予支付。
（2）、从客观上看，被告人麻某既未利用职务之便，亦无侵占的行为。麻某三年未交公司该笔费用，由于其为租房合同的一方相对人，从签约起其跟公司之间只形成一种民法上的合同关系，这种因租房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续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向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关系转化。虽然不作为也是侵占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本案中的该笔管理费用，因麻某所处的地位和职责分工，要想完成侵占，必须通过积极的作为，即利用自己的职权（审批报销权、经营管理权等）或职务之便进行帐目处理，如虚报冒领，伪造白条平帐或直接指使财会人员造假帐等。也就是说，必须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借以掩人耳目。而麻某没有实施前述行为之一，其欠交的税费也是纯个人行为，与收取其他经营户交付的租金后扣留而不予交付公司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前者根本谈不上犯罪，因此也就不存在侵占，既不是未遂，更不是既遂，因为其对该笔款项的持有，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持有，仍在众股东“视线”范围之内，只有在其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和便利条件，以一种貌视“合法”的形式占为己有，既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充足的支配力，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麻某与公司的欠款关系才得以消灭，取而代之的是转化了的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关系。
（3）、从客体上看，由于麻某在经营管理中为公司垫付税费等各项开支达五万元之巨，其与公司互负债权债务，标的为同一种类，均已到清偿期，依法可以抵销，故本案不存在侵占的客体。另外，该笔欠款在交付公司前，公司只享有债权，不具有所有权，而所有权仍属麻某享有。与麻某收取其他经营户交付的租金不同，后者是以公司的名义收取，带有职务性，对于经营户而言，一经交付麻某即视为已经交付公司。而前者的交付，是向个人即麻某交付，不是向公司交付，其消灭的是次承包者与麻某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此时对该笔款项享有所有权的是麻某，而不是公司，故不存在侵占的对象。
（4）、从社会效果的角度看，被告人麻某本为温州客商，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下前来投资经商，而造成这样的局面确有其历史的和管理上的原因，并非麻某蓄意造成的。出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和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而优化投资环境的考虑，也应还温州客商一个公道和清白。
综上，被告人麻某主观上无侵占公司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亦未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物，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将两间营业房转租后收回的管理费予以扣留而未交付公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与公司抵销结算前，仅是一种合同违约行为，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朔州中院 张向阳


　　【摘要】如何走入票据法世界，票据效力确认可以作为一个简单易行的参考路径。首先要明晰票据关系的独特属性，是与原因关系相独立的以金钱支付为标的的抽象的债权与证券相结合并辗转流通的法律关系，这是票据效力确认的起源；票据上形式真实高于实质真实，票据外观解释、客观解释和有效解释都是票据效力确认的基本规则；区分票据效力与票据效力，是票据效力确认的外在表达。


　　“在这个商法变化万端的时期，比起试图了解那些往往昙花一现的技术细节来说，还是更应尽力探求制定基本规则的理由，而那些条文细节只要查询数据库即可轻而易举地掌握了”。[1]审视世界范围内商法过于实践化倾向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再来反思法国商法学家伊夫·居荣的这段话是很要现实意义的，这是解决“深陷于商法的黑暗的技术角落”[2]的有效手段。其实，商法并不缺乏理论，而是我们被眼前的眼花缭乱的新产品、新事物所蒙蔽，而忽视了对其背后的理论规则构造的研讨。票据法作为技术性极强的商事部门法，定位于其调整对象“票据”的有价证券属性，票据关系本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但该世界的构造绝不是简单的，而是令人惊异的、极为复杂精致的。如何走入票据法世界，思考票据法问题，分析票据法关系，解决票据法纠纷，本文认为票据效力确认可以作为一个简单易行的参考路径。

　　一、票据效力确认的起源：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

　　票据首先是一种有价证券，而且是有价证券中权利证券化最为彻底的证券。从历史上看，票据的产生先于其他有价证券，并且成为证券发达的先驱，也因此获得了“有价证券之父”的美誉。但是，票据与其他有价证券诸如股票等有价证券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属性。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票据关系的属性，是票据效力确认的起源。

　　（一）票据关系是一种以金钱支付为目的的债权证券关系

　　票据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权利人得请求支付一定金额的金钱债权的有价证券。票据上所表现的权利本质上是债权，这一点其与表现为物权或者股权的物权证券或者股票不同；同时也由于票据债权是以金钱支付作为标的，将其与表现为物品交付请求权的运输证券或者仓单等区分开。票据债权，不仅包括确定的债权，也存在附条件债权。具体来说，持票人对于本票的出票人和汇票的承兑人所享有的付款请求权，是确定的债权；而对于背书人及汇票、持票的出票人享有的偿还请求权，是在被拒绝支付或者被拒绝承兑的场合所承认的附条件权利。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了票据权利的二重属性：即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但是对追索权的性质认识理论上是有争论的，有日本学者将其界定为一种权能，认为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权利。[3]通常说票据债权作为一定支付金额的请求权，主要表现在付款请求权方面，如果行使追索权，这个“一定金额”就会发生一些差异。此外，这个“一定的金额”通常是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当然可以以外币表示，但是在以外币表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的记载，则必须换算为本国货币以本国货币支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支付的金额未必是一定的。

　　（二）权利与证券的结合极为紧密

　　票据关系乃是以金钱支付为标的的抽象的债权与证券相结合并辗转流通的法律关系，与买卖那样的实质性的而且固定的法律关系相比，不同之处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票据权利产生具有设权性和无因性。票据债权的产生是由出票、背书、承兑等票据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只要未为该票据行为，票据上的权利就无从成立，这就是票据的设权性特征。同时，票据权利的转移、行使和权利的发生一样，都需要依证券进行，这就是票据债权的完全有价性。这样一来，票据上权利本身，就与买卖、消费借贷等导致票据债权出现的原因关系不发生关系，原因关系的欠缺、瑕疵，对票据上的权利存续与否不发生影响，这就是票据债权的无因性。票据无因性已成为现代票据领域的一项公理性原则，是票据的性格所在，是构建票据其他法律性质的基础。[4]德国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英美法系的的票据法理论注重票据的流通作用，强调“对价”和“正当持票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结合票据流通支付对价及善意取得二个方面，对票据无因性的内涵进行解释。英国学者杜德莱·理查逊在阐释票据的概念时表露出了基本的无因性观念：票据作为一种权利财产，其完全的合法权利可以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票据来转让。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5]我国学者李钦贤的阐述非常准确并具有代表性，“票据法律关系虽因基础法律关系而成立、发生，但是票据行为本身绝非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于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为创设另一新的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因此，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系个别独立存在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6]

　　其次，票据权利转移方式和行使方式独特。作为汇票和本票规则，票据上必须记载收款人，也就是说权利人的指定方式是记名或者指定的；但是在支票上，无需记载收款人。所以，从权利人产生方式上说，票据可以分为记名式、指示式和无记名式。如果从流通的简便性角度考察，无记名式或者付来人式是最应被推崇的方式，但是票据法上对这种方式有着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在汇票和本票规则中不被允许存在，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好像与票据的强烈的流通性特点相悖；法律对其严格限制的原因，主要考虑到汇票和本票属于信用证券，如果允许采用此种权利人指定方式，就真的可能使作为商业证券的票据发生类似货币的作用。此外，如果法律规定了这种方式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票据无需背书，当然也无法阻止依背书人的信用进行流通。

　　最后，票据权利内容具有文义性。票据关系具有无因性和设权性，票据作成以前不产生票据权利，票据自然是票据所表彰的金钱债权与票据这个物的直接结合，这使得抽象的、对人的、不能为人所感知的金钱债权借助于票据这个有体物，具有了一种对世性，故票据权利的产生、变动应如一般物权的产生、变动一样，要求清晰透明和公开，这种变动的公开性是通过票据行为的公示来完成，票据权利的产生、变动通过票据签发、背书行为公示在票据这个物上，票据上表示的权利也即是其公示的权利，二者系一体的、合一的，故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只能依票据的记载而定，确定票据文义性，既是票据行为公示性的表现，也是为保障信赖这种公示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赋予票据行为公信力的必然结果。因此，票据文义性是无因性、设权性的要求，是票据无因性的必要的技术支撑。[7]

　　（三）在同一个证券上表现了指向同一个目的的若干个并存的权利

　　票据关系是作为与其基础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的，仅仅与金钱支付相关联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原因关系来说，起着手段的作用，与如同原因关系那样的实质性的交易关系不同，在各个当事人之间没有对立的利害冲突，所有的行为人人均须为金钱的支付这一共同目的而协同努力。票据关系上的存在多个债务人，法律设计了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的之分。汇票法律关系中，承担主债务即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人应为承兑人，本票上为出票人，支票上则为付款人。但是在主债务人不能支付或者丧失支付可能性的场合，汇票及支票的出票人则作为从债务人，分别负有代替主债务人支付的义务。在此基础上，保证人及背书人也负有上述的偿还义务。因此，在票据上，以同一个票据表现了权利人对多个债务人的权利，所以，票据的持票人，得对其中任何一人请求。

　　多个义务人承担的法律义务，在确保票据金额支付的目的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就效力发生来说，本来应为支付的债务人的义务，是无条件的、确定的；但是偿还义务的履行是附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只能在被拒绝付款或者被拒绝承兑时才发生法律效力；也是因为如此，票据法才设计了如果持票人被主债务人拒绝，必须取得拒绝证书或者其他形式证明，才能向前手进行追索。第二，各个债务人负担义务的权利相对方是不同的，仅仅对票据流通过程中位于自己下游的人（票据法上专门创造了“前手”和“后手”的概念），也就是自己的后手负担义务。所以，通常说的持票人得对任何债务人提出请求，准确地理解应为，已为支付的债务人在行使偿还请求权时只能向自己的前手追索，结果就是，最后承担义务的人，乃是本来应该支付的主债务人。在这一意义上说，各个债务人的义务是阶段性的，因此与一般民法上通常的连带责任不同，票据法上对此一般多将其称为共同责任。

　　二、票据效力确认的原则：票据形式真实高于实质真实

　　商法一般具有着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地方法逐渐发展到世界法的倾向，考察票据法的发展，更是如实地表现出这一倾向。票据关系是为了安全、迅捷地实现金钱支付为目的而构造出来的强行法律规则，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人工性技术性的制度[8]。

　　（一）要式性规则的适用：票据构成的生效要件

　　票据的作成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才能发生作为票据的效力；换言之，只有依法定方式作成的票据，才能成为有效票据；否则即为无效票据或者根本不构成票据。这个规则被总结为票据的“严格要式证券性”。票据之所以要求绝对的要式性，是因为票据作为一种流通证券，对于票据流通过程中的后手持票人来说，只能要求其依外观形式来判断票据的效力，而不能要求其就各个前手逐一地确认票据的实质性效力。[9]票据的三大基本特征，形式性属于是否属于票据的判断；对于已经构成生效的票据上，行为人人是否承担票据义务、承担何种义务，就需要我们运用无因性和文义性进行考量。所以，要式性特征属于票据成立上的特征，也是决定票据效力的绝对因素。就票据的要式证券性的要求来看，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要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首先，票据的记载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从要式证券性在出票记载内容方面的要求来看，是否符合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乃是决定票据与非票据的标准，只有法律规定的必要记载事项记载完备，才能成为票据并具有票据的效力，否则就不构成票据当然也不具有票据的效力；而是否符合无益记载事项的规定，则是决定有效票据与无效票据的标准，只有法律规定的无益记载事项未记载，才能成为有效票据，否则即丧失作为票据的效力。有益记载事项与前两种记载事项不同，无论其记载与否均不发生票据效力问题，而仅涉及该有益记载事项自身的效力是否发生的问题。

　　其次，票据的记载方法符合法律规定。就记载形式而言，包括记载的书面要求、位置要求两个方面。首先，所有的票据记载，均须在票据这一书面上进行，而不能在票据书面以外的其他书面上进行；其次，一定的票据记载亦须在票据的规定位置上进行。

　　最后，票据的记载介质符合法律规定。《票据法》第108条规定，汇票、本票、支票的格式应当统一；票据凭证的格式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这一规定表明，我国也实行统一票据凭证制度，签发票据应当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格式的票据凭证。

　　（二）文义性规则的适用：外观解释及客观解释原则

　　《票据法》第4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该条规定表明票据债权人不能以票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及方法，向票据债务人提出主张；而票据债务人也不能举出票据外的证据，对票据债权人有所抗辩。这就是票据的文义性特征。之所以做出这种规定，是因为票据行为人通过票据书面进行意思表示，票据上存在的关于权利义务内容的记载，就应认为是行为人自己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当然不能再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解释，也不能再参考其他原因关系予以补充说明。遵循文义性特征，对于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解释，产生了两项原则：即外观解释原则和客观解释原则。

　　只要票据在外观上具备票据要件，即承认票据行为的效力。比如说票据上出票日期的记载为2012年3月1日，而实际出票日期为2012年5月，那么出票日期只能是2012年3月1日。票据要件之存在与否，应就票据上之记载事项作为判断标准。学者将其称为“外观解释原则”。该原则不论对于直接当事人或者善意或者恶意持票人，均可以适用。[10]从这意义上说，票据上的形式真实在实际上决定着实质真实，可以说，形式真实存在，即使并非实质真实也发生票据上的效力；相反，如形式真实不存在，即使存在实质真实也不发生票据上的效力。

　　对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应探求当事人从事法律行为时的真实意义，而真意何在？当然需要参考过去事实及有关证据，才能作为判断标准，不能拘泥于当事人所使用的词句。但是对于票据行为的解释，则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推断行为人的意思，从而达到变更或补充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这就是票据的客观解释原则。[11]因为票据为文义证券，证券上的权利义务，盖全悉依证券上所载文句而确定其效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票据客观解释原则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形式公平，或者称为基于对票据形式的信赖而实现的公平，因而，该原则的适用也就有着一定的限度，只能在票据授受的相对方之信赖才值得保护，即相对方为善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票据客观解释原则，严格依照票据法上记载之文义，对票据上权利义务内容做出解释；而当票据授受的直接相对方为恶意的相对方时，由于其在接受票据授受时即已经了解或者应当了解真实情况，并非基于对于票据形式的信赖而取得票据，因而也就不存在对其信赖加以保护的必要，所以也就不再适用票据客观解释原则，而应直接依票据外关系的实际情况，对其间的权利义务加以确认。”[12]同时，这种基于票据外关系对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所进行的确认，也并不是通过对该票据外关系对票据上记载文义的直接否定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票据授受的直接当事人主张对人抗辩或者对恶意去的人主张恶意抗辩来实现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