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
本溪市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规定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规定
（本溪市人民政府令第90号 2002年9月5日）
第一条 为促进廉政建设，保证行政执法公开公正，加强对罚款收缴工作的监督，保证罚没款及时上缴国库，根据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和《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以下简称罚缴分离）是指行政执法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下达缴款通知，但不直接收缴罚款（含没收款项，下同），而由财政部门指定的代收机构收取并解缴国库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执法部门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具有职权执法、授权执法和委托执法资格，并取得《罚没许可证》的机关、组织和单位。
第三条 凡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的行政执法部门做出的罚缴分离及相关活动均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财政局是我市罚缴分离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收费管理局具体行使市财政局的罚缴分离管理职能并具体负责本规定的实施。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监察局、市审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监督执行。
第五条 罚缴分离工作按照行政执法部门和罚没项目的具体情况分批推行。
分批实行罚缴分离的行政执法部门和罚没项目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收费管理局提出，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予以公告。
经公告实行罚缴分离的行政执法部门不得拒绝执行本规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实行罚缴分离：
（一）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的；
（二）依法当场作出罚款决定，如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在边远、水上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做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代收机构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
（四）依法拍卖、变卖实物抵缴罚款的。
符合前款规定的罚没项目，由行政执法部门申请，经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会同市收费管理局审核批准后，可不实行罚缴分离。但行政执法部门必须在收取罚款当天（特殊情况可延迟到第二天），将收取的罚款缴到财政罚款汇缴专户或其指定的代收机构，不得截留、挪用、坐支。
第七条 罚没款代收机构及其代收处由市收费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本溪市中心支行按照《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根据需要在金融机构中指定，并向社会公布。
代收机构必须在罚款代收处明显位置悬挂“罚款代收处”标牌。
第八条 市收费管理局、实行罚缴分离的行政执法部门、代收机构三方必须签订代收罚款协议书。
代收罚款协议书格式及内容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收费管理局依据《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设定。
代收机构与执法部门应建立定期反馈制度。行政执法部门在下达处罚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告知代收机构，代收机构应在告知后15日内将罚款收缴情况向行政执法部门予以反馈。
第九条 市收费管理局对代收机构的代收业务进行监督、指导，向代收机构、行政执法部门提供罚款收据、业务票据和相关资料，指令代收机构向国库缴款。
实行罚缴分离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向代收机构提供与罚款相关的文书资料，并与代收机构定期核对罚款收缴账目和相关票据、资料。
代收机构必须在每月5日前，编制上月《罚款收入汇总报表》，报送市收费管理局，并与国库、行政执法部门核对罚款收缴账目。
第十条 市财政局每季度按代收罚款总额的5‰向代收机构支付代收罚款手续费。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部门做出行政罚款决定后，必须向被处罚当事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罚款缴款通知书》。
《罚款缴款通知书》必须载明行政执法部门名称、执法人员姓名、罚没款事由和依据、罚款数额、处罚时间、指定缴款地点、缴款时限、加处罚款等内容。
第十二条 被处罚当事人需持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罚款缴款通知书》，在规定时限内到罚款代收处缴款。代收机构应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罚款数额审核、收缴，不得拒收或自行加收罚款。
第十三条 对逾期缴纳罚款的被处罚当事人，代收机构应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规定的加处罚款额度加收罚款。
对逾期拒不交纳罚款的被处罚当事人，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代收机构收取罚款后应向被处罚当事人出具加盖专用印章的《代收罚款收据》。被处罚当事人凭《代收罚款收据》到行政执法部门接受处理。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在代收机构设立罚款汇缴专户，罚款汇缴专户实行零余额管理，所收缴的罚没款应在当日划转国库。
第十六条 被处罚当事人对罚款决定不服的，应先缴纳罚款，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做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执法部门向市财政局申请，经市财政局审查批准后，开具退款通知书从国库退付：
（一）错缴或多缴罚款的；
（二）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或减少罚款数额的；
（三）人民法院裁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或减少罚款数额的。
代收机构不得从罚款收入中直接冲退错收、多收的罚款。
第十八条 实行罚缴分离后，收缴的罚款由市财政局管理核算，行政执法部门可设立备查账。
罚款收据的管理、使用及罚款收缴的结算程序按照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罚款代收代缴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由市财政局会同监察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责令改正，仍拒不改正，情节严重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扩大当场罚款标准和扩大不执行“罚缴分离”范围的；
（三）行政执法部门擅自委托代收机构收取罚款，或擅自在银行及其金融机构设立罚款过渡账户的；
（四）截留、挪用、坐支罚款收入的；
（五）收取的罚没收入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罚款汇缴专户的。
第二十条 实行罚缴分离后，各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法，不得应罚不罚、随意减免罚款。
各级法制、监察、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罚缴分离工作的监督管理，对依法应当处罚的不予处罚或随意减免罚款的行为，应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代收机构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财政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本溪市中心支行撤销其代收资格：
（一）无正当理由拒收罚款的；
（二）自行加收或减少罚款收入的；
（三）占用、挪用代收罚款收入的；
（四）直接从罚款收入中冲退错收、多收罚款的。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