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落实进一步扶持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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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落实进一步扶持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落实进一步扶持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
2003年1月21日 计经贸〔2003〕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委、物价局、经贸委(经委)、财政厅、农业厅(局)、外经贸委(厅、局)、粮食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农业发展银行分行：
为促进我国大豆生产发展，提高大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经国务院批准，现将进一步扶持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有关措施通知如下：
一、调整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种植结构。东北地区水资源比较缺乏，玉米、水稻严重积压。要把调整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种植结构，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把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成我国优质大豆的优势产区。
二、努力提高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种植大豆的生产水平和比较效益。多年来大豆生产停滞不前，重要原因之一是种植大豆的生产水平和比较效益低。鼓励和引导农民扩种国内短缺的大豆，关键是解决种植大豆生产水平和收益偏低的问题。要努力提高单产和品质，千方百计降低大豆生产成本，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
(一)加大实施大豆良种示范工程的力度。实施良种示范工程，可以在统一供种的基础上，实行连片种植、机械深松，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2003年良种大豆种植示范面积由原计划的1000万亩扩大到2000万亩。
(二)对收购的优质大豆实行单收单储，优质优价。由大豆经销企业收购的优良品种，要与一般品种分开储存，分开销售。
(三)推广大型农机深松免耕抗旱技术和精量播种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继续对大豆生产区种植大豆农民购置大中型拖拉机、深松机和精量播种机给予适当补贴。
(四)按照中央提出的“减轻、规范、稳定”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三、加强大豆供种及产销一条龙服务。
(一)建立良种大豆繁育和统一供种的市场机制，引导农民种植良种大豆。积极研究、开发大豆根瘤菌剂，提高我国大豆质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努力降低生产成本。
(二)加强优质、高产大豆栽培技术的培训和推广，实行大豆合理轮作，提高农民种植良种大豆的技术水平。
(三)树立我国大豆的品牌形象。大豆主产区政府要把良种大豆的种植、推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设绿色、无公害大豆生产基地；组织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非转基因、绿色、无公害大豆的宣传和市场营销活动；对大豆宣传和市场营销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
(四)加快培育大豆购销主体，规范大豆流通秩序。加快培育有一定经济实力、能够抵御市场风险、承担大豆收购责任的大豆经销企业，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豆流通秩序，改变目前多数大豆经销商规模小、资金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环节秩序混乱、效率不高的状况。
(五)把大豆种子企业收购种用大豆列入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范围，对其收购种用大豆所需资金，由农业发展银行按“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在保证资金封闭运行的前提下择优选贷。
(六)建设和完善大豆批发市场，提升批发市场的功能。大豆批发市场要吸收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大豆经销企业、大豆用量较大的加工企业和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中间商作为会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提供优质的服务吸引企业进场交易。
(七)免征运输豆粕的铁路建设基金。
四、继续鼓励发展大豆深加工。大豆除食用和加工豆粕及豆油外，还要着重发展销路广、市场潜力大的豆奶、豆奶粉、分离蛋白、浓缩蛋白和组织蛋白等新兴大豆食品。要以开发大豆磷脂、皂甙、异黄酮、食用纤维等功能性食品为方向，加快研究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具有特殊营养功能的大豆新产品。要支持引导大豆加工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延长大豆加工产业链，提高深加工产品档次和企业效益。2003年要继续对大豆深加工项目给予国债贴息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其必须进口的设备及技术，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中关于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有关优惠政策执行。
五、鼓励豆粕出口。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每年从南美洲进口豆粕800万吨～1000万吨。与南美豆粕比较，我国大豆加工具有成本低、运距短、豆粕新鲜、小船运输直达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港口等优势。要鼓励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发挥加工和区位优势，开拓豆粕国际市场。对加工贸易进口大豆出口豆粕后的豆油内销给予进口配额安排，按关税配额内税率征税进口。
六、加强对大豆产业的领导。大豆主产区的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大豆产业的发展，加强对大豆生产和一般性服务的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大豆生产、销售、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抓好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
关于工业企业内独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性质认定问题的复函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函〔2005〕270号
关于工业企业内独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性质认定问题的复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局：
你局《关于工业企业独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性质认定的请示》（新环办字〔2005〕147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从你局请示中反映的情况看，该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基本为生活污水，污水处理设施有别于专为处理企业内工作人员生活设施（如食堂、浴室、卫生间等）排放污水而设立的附属设施，在性质上应当认定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2003年2月28日发布）第三条规定：“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接纳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其处理后排放污水的有机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悬浮物和大肠菌群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按上述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本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征的收费额加一倍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征收污水排污费，对氨氮、总磷暂不收费。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排放的水，不征收污水排污费。”
因此，对这类处理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的排污费征收，应当适用《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摘要：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的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安乐死特别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虽然已满足犯罪构成，但由于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据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之外。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阻却违法事由、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我国第一起正式诉诸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的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注射了75mg的”冬眠灵”，并指示他人于当日下午再注射一针（100m1)。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死亡。1986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1991年4月6日，二被告人均被法院宣判无罪。二被告人对法院宣告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
本案被告人为患者实施无痛苦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罪，于情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11条(1997年刑法典则为13条)的规定，笼统地认为本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了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地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处理之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起安乐死案件，承办法院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判例上对于安乐死给予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击，而且也未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件提供参照标准。
安乐死，也称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挣扎之中的濒临死亡病人，在其本人殷切明白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家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所谓受托杀人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的委托而将他人杀死，相当于帮助他人自杀②，帮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指采取措施加速病患者的死亡时间，使其安然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指通过停止或撤消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使病人能自然死去，如关闭人工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病人体内机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自外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结果，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不像对其他犯罪那样积极主动的干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它开脱罪责或者从轻发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前提，加速死亡和放任死亡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就像对于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安乐死，而允许被动安乐死，这不利于安乐死的利用。
二、世界各国安乐死的立法历程
综观各国安乐死立法，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涅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 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③，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正式通过“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比利时紧随其后也规定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日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自愿作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也能够实行安乐死。
1989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法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拟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讨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标准，为今后立法作准备。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④。
三、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犯罪的界定
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也不例外。积极安乐死行为事实上满足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即应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将安乐死行为以犯罪来处理，却有其不合理之处。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安乐死的实现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势的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不大。
从人身危害性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给极端痛苦的病人处予安乐死，其人身危害性何在?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和社会危险倾向，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
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严格限制条件的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着眼于对痛苦难受的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安乐死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对行为人处予刑罚制裁，只会使之产生抵触情绪，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同样，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二)犯罪的排除
在各国实践中，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使相当一部分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取得了超越法规的正当化行为效果。根据欧洲理事会1980年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的现象⑤。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其一，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所谓排除社会危害论是指一种在外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的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⑥。非犯罪化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
安乐死是对已无生存能力且即将死亡的濒危病人，放弃无意义的救治或者采取措施使其立即死亡，这并不是制造死亡，而只是促其死亡的实现。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对社会有益，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其二，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称为犯罪阻却事由，由于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同时行为人又是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又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客观要素，但因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⑦。因此，犯罪阻却事由的刑法规定并不是阻却行为的事实，而是阻却其构成犯罪的性质，属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应有内容。
张明楷教授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中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所谓阻却违法事由，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此行为同时又成为排除其违法性的根据的事由。因为非违法行为是适法、正当的，所以近来“阻却违法事由”也多用“正当化事由”的词语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