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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律实务系列之一

伤残等级鉴定不应当受到司法审查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黄若辉

最近本人代理一起因不服劳动鉴定委员会伤残等级鉴定，而将某省级劳动鉴定委员会告上行政法庭的案件。由于目前各地基层法院对类似案件是否立案及伤残等级鉴定行为是否属行政行为意见不一，为此，特奉此文以供对劳动争议法律实务有兴趣的同行商榷并希指正。
事由：某外企员工在工前准备工作中不慎将左手无名末关节指甲二分之一处压伤，医疗期终结后，外企认为达不到伤残评定等级，无需赔偿。该员工遂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期间由仲裁委指定当地市级劳动鉴定委员会实施伤残等级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十级”。对此，外企不服向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申请再次鉴定，上级劳动鉴定委员会撤销了下级鉴定结论，做出了新的鉴定结论为“未达到伤残等级”。员工同样不服，于2004年3月以某省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当地基层法院立案受理后并追加外企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对诉讼主体提出异议，原告撤回起诉。但原告紧接着就变更被告主体为某省级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当地基层法院同样也受理了，现已进入庭审阶段。本文不讨论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程序及规范问题，而是讨论劳动鉴定委员会做出的伤残等级鉴定到底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规定，就行政诉讼的被诉主体资格而言应当是国家行政机关（含国家行政机关委托的机构）或由法律、法规授权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机构；就行政诉讼的被诉行为而言，应当是由适格行政主体针对某一特定的、单一的对象而做出的仅对该特定对象有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就行政诉讼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而言应当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而发生的行政管理行为。而本案中劳动鉴定委员会做出的伤残等级鉴定不论从主体上、鉴定行为上，抑或从鉴定内容上分析均不符合可诉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我们就劳动鉴定委员会构成上看，劳动鉴定委员会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目前，设在全国地方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内的劳动鉴定委员会的前身是基于我国195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及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而开始建立的“残废审查委员会”而存在的。当时是由“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会地方组织领导下建立之，其人选由上述工会组织、劳动行政机关及卫生行政机关的代表３人至７人组成”，足见该鉴定机构从设立的当初就不具有行政职权，而民权机构的特色更为浓厚些。1989年10月原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健全劳动鉴定委员会和工作制度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确立了省、市、县三级鉴定体系。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以劳动、卫生、人事、工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劳动鉴定委员会，并明确将该机构设定为非常设性机构。2004年1月1日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再次确立了各级劳动鉴定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同时为配合新工伤保险条例的施行，2003年9日26日国家劳动和保障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还联合发出《关于劳动能力鉴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建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其成员组成及运作方式基本上与劳动鉴定委员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由于劳动鉴定委员会不具备行政职权，尽管其做出的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与特定性的鉴定结论，但因其不具备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效力，故劳动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作用在于以专业机构身份对专门性问题依据法定标准独立、客观、公正地做出鉴定，起着鉴别、区分、证明的作用。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原则及当事人所在地区有关行政规章，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做出的伤残鉴定为最终结论，但终局认定的劳动鉴定结论，并不等当事人从此就彻底失去再次救济的机会。本人认为在仲裁程序终结后，当事人认为终局伤残鉴定确有错误的话，可以在向法院起诉时依据有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法定期间申请重新鉴定，并作为新证据主张请求法庭采信。因此，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不应当中止该类不服鉴定结论引发的争议案件的审理工作，否则的话，此类劳动争议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诉讼之旅。若按本文目前状况发展下去，先是当事人一方首次伤残鉴定程序的启动，接着又引起仲裁程序的启动；再接着另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程序中止，启动重新伤残鉴定程序。终局伤残鉴定程序结束后，当事人就会很自信地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着接就又开始了一、二审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结束后，仲裁恢复审理；仲裁程序完结后，可能又引起一、二审的民事诉讼，而在这两审的民事诉讼中，法律又未明令禁止当事人不得对此前做的伤残鉴定不得提出申请再鉴定。如此反反复复鉴定审理、审理鉴定，必然大量地在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与当事人的宝贵时间，不符现代法制效率与公平原则。因此，将伤残等级鉴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列入司法审查是极不可取的。
然而，当事人对伤残鉴定不服是否能提起行政诉讼，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此前后也有过不同的解读。原劳动部办公厅于1996年2月做出的《关于处理工伤争议有关问题的复函》第四条 “关于职工对伤残鉴定结论不服如何申诉的问题”中却明确规定“职工不服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结论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1995年8月原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劳动者对被认定患职业病因工负伤后，对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结论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些权威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无不表明劳动者可以将劳动鉴定委员会当着行政诉讼的被告。而在此后即1999年的颁布《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第五条（二）又明确规定对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不服的不适用行政复议，依此可以确定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鉴定不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可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由于规范性文件前后的不统一，也是造成现实中各基层法院受理类似本案诉讼的原因之一。
法律规范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及时废除、修改并披露不符时宜的法律规范与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同样是各级立法者们的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一项滞后的法律规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并且仍然在各级司法机关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不断地适用，这种司法过程不但不能平息人们之间的纷争，给社会带来公平与正义，而且是引发更大纷争与产生新的不公平的过程，并使正义的价值受到了质疑。我们关注被不幸送入司法审查的本案最终处理结果，但我们更期盼立法者们马上行动调整规范，从根源上保障哪些不该受到司法审查的行为而不被受到了司法审查，让民事主体在主张自己正当权益时减少人为的法律屏障，让宝贵的司法资源用在实处。

2004年7月22日晚于福州乌石山书屋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纠正对反革命犯的轻刑倾向的指示

1950年11月14日，最高法院华东分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审查了你院9月份28起匪特案件的判决，结合日常受理的匪特上诉案件的了解，认为你院处理匪特案件是存在着较严重的轻刑倾向，亦即“宽大无边”倾向。28件匪特案件的罪犯计12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反动武装，并实行造谣、收集情报、爆炸、焚烧、抢劫、暗杀等反革命罪恶活动；同时这些罪犯中，又有不少是首恶分子，或经过宽大后，仍继续作恶的怙恶不悛分子，按其罪行，又多数均无减轻依据。核其减刑“理由”，却是各色各样，计因“坦白”减刑者14人，“犯罪无重大进展”及“无重大罪行”减刑者11人，“情节轻微”减刑者7人，获案后“立功”减刑者3人，而如“尚未构成实际之危害”，“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不够”，“认识不够出于一时冲动”，“失业无聊盲目冒充”亦一律作为减刑理由，不说理由即轻判其刑的被告数达89人，如此轻刑倾向，显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及全国司法会议确定的审判工作方针不相符合。本院研究所以发生此种轻刑倾向的原因，是由于阶级观点不明确，政策水平不够，且缺乏对政策法令的钻研精神，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模糊的认识上：
一、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有误解。“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它对于反革命罪犯首先是镇压，离开了镇压来谈宽大是错误的，只有在区别了犯罪主从，罪恶轻重等条件之后，宽大才有它的意义”。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吴副院长在全国司法会议上作的指示，但你院并没把这一重要指示去很好的教育工作人员，从而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相反的，你院既不分析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严重与否，又不研究犯罪者的“坦白”“立功”是出于自觉ⅶ还是由于被捕而迫于不得已ⅶ以及是否确已真诚坦白？更严重的是认为反革命分子犯罪“无重大进展”而作为减判其刑的依据，实近乎荒唐。如其坦白真诚，或立功足以赎罪，是可以减轻其刑的，但必须在清算其罪恶轻重之后，才有考虑余地。你院则重视其所谓“坦白”或“立功”而忽视其犯罪的危险性，更发展到认为犯罪者犯罪“无重大进展”而轻判其刑，无形中替反革命分子作了辩护人。如匪特×××原为军统重要干部，率领匪徒数批，携带长短枪20余支，炸药两大箱，燃烧弹10枚及电台、伪人民币等，先后两度潜沪，为首组织武装匪特，进行情报、暗杀、抢劫、爆破等反革命活动。经我驻军当场人赃并获。对这样情节重大的匪特首要分子，竟也轻描淡写的以“尚能坦白”而“特予减处”，仅判刑十五年。同样如×××等与匪特勾结，共同伪造人民币的反革命分子，既据认定罪情严重，乃至多仅处徒刑三年，轻则一年二月徒刑，这都充分表现误解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
二、对反革命分子犯罪行为认识有错误。反革命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是有原则区别的。毛主席曾这样指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反革命活动是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在所审查的28件案子中，无一不是已组成了反动武装或反动匪帮来与人民为敌，而又是一些怙恶不悛之辈，并有不断危害人民和国家的罪恶事实，那末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其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危险性，而你院率多认作是“阴谋企图”犯罪，就是说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只是思想上反动而还没有行动表现，即所谓“犯罪未遂”。这样认识完全是错误的。既把反革命活动看作是“犯罪未遂”，自然就可减判或轻判其刑，但究其实，既已潜伏在上海，并组织了反革命武装，进行了罪恶活动等事实俱在，这就是现实犯罪行为，而不是什么“犯罪未遂”，如果没有行为表现，我们如何能予捕获ⅶ如上所述的匪特×××案，你院判决还只认为是一种阴谋破坏行为，难道还要待他的爆破暗杀完全实现后才可算是严重犯罪ⅶ必须了解：反动犯罪的实害大小，其对犯罪的危险性来说，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的。总之，你院把反革命活动与一般刑事犯罪没有严格区别，没有把反革命分子当作阶级敌人去认识，不管主观怎样，而客观表现是如此。
三、对反革命分子处刑四项原则认识不足。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的一至四项所规定的刑罚是处理反革命活动量刑原则。第一项犯罪为唯一死刑，在适用上应不生什么问题，至于第二项犯罪的处罚，为死刑或长期徒刑，第三、四两项犯罪的处罚，为长期徒刑或死刑，这是有意义的区别，因为第二项的犯罪一般地可处死刑，遇有情节较轻的才能从宽处以长期徒刑。三、四两项犯罪一般地可处长期徒刑，遇有犯情重大的，仍从严处死刑。对于反革命案件量刑既有了标准，就不能随意科处，如果就这个标准再行酌减，尤必须有正当理由，合于减刑条件，慎重适用，并应在判决理由内举出该项事由，不应随便滥减，以免畸轻畸重，使其适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审核你院判决，对于量刑方面，不免一味从轻，漫无标准，如匪特×××以反革命为目的，造谣惑众，组织落后工人以图破坏机器，竟曲谓其“对人民政府认识不够”，减处徒刑一年。又如特务×××混入公安局，以公安人员作护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重事实，仅处徒刑十五年。如是将无一不可原宥的匪特，这显然是无原则的宽大，也是不重视研究人民政府法令的违法判决。
四、对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审刑原则掌握不够。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应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案件的各个环节，均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求彻底弄清案情，作出正确裁判，不应专以被告口供为判决的唯一基础。在证据方面应尽量搜集，多方调查。但从你院所办匪特案件的判决中，可以了解不少同志对这一精神的领会，还是相当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简单化，不切实际的审讯方法。对案情的重要关键，往往一掠而过，满足于被告的口头陈述，或单纯根据公安局所提出的材料，自己不再主动去对证这些材料，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即就口供来说，或者被告的口供前后不符，或者各被告间供词矛盾，甚至被告口供与其他证据材料有了不少出入，也不为综合及分析研究，只求大体轮廓差不多就敷衍了事判决了。在理由内仅说什么“前关犯罪事实已据被告供认不讳，自堪认定犯罪属实”。如果被告不承认在公安局的口供，就说他不肯坦白，思想顽固，就作为多判徒刑的理由，不从全盘情况去细心推研，藉以明确罪责。因此在判决的论证上，显然是空泛无力，不足使人信服。如×××匪特一案，原审仅提讯被告一次，笔录所记载的陈述内容颇为简略，被告对犯罪事实复多所辩解并非“供认不讳”。就是公安局所送材料，也无非是被告所具的“坦白”书和一些不实不尽的口供，而无其他证件，原审既不就被告所举人证分别查讯，亦未收集其他证据，以了解其供述各点是否真实，更未就被告全部供述分析研究，对其辩解之能否成立为适当说明，遂以“被告在审讯中‘承认不讳’并与公安局材料相符”率行判决，并以此种不实不尽的供述，认为“被捕后尚表现坦白予以宽大处理减轻其刑”，因此上诉审就不得不发回重审，此外还有许多不附证据理由的判决，如×××等匪特案件，原判决按之案内全部供证，虽没有什么不当，但认定事实的根据何在ⅶ竟一字不提，故不能不是主观的凭空判断。
五、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原则重视不够。任何案件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正确处理，这是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熟知的问题。但我们还要指出的，有不少同志对调查所得材料还未能作到应有的分析研究，而即盲目予以采用，这对判决的实际效果来说，不仅无补而且是有害的。如特务×××陷害民主人士×××等一案，原审向当时与他同在一起工作的×××、×××了解情况，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经我们审核该项调查纪录，与被告所供情形，不仅相互有所歧异，且多不合情理之处。特别是×××的陈述，全是传闻推测之词，甚至谓被告“待朋友热情，一向不作陷害人的事”。对具有悠久历史，犯重大罪行的军统特务作了这样结论，简直是一种毫无立场的说法，敌我界限根本模糊不清，而原审竟根据了这样的证言作为判决基础，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断，最后认定被告所持辩解“被胁引捕确为事实”，而置被害人家属指控各点于不顾。无怪被害人家属的上诉状要说：“原判决为犯罪分子（特务）作辩护”了。
六、对反革命犯罪强调时间是错误的。解放前犯罪行为的处罚与否，以及如何处罚的依据，法院应就其犯罪行为对国家和人民权益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为前提，来加以断定，不能因其犯罪在解放前，都认为情有可原，而作为减刑的基本条件。你院对某些匪特案件的处理，根据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明明白白是罪恶深重的，却往往以其犯罪在解放前，而予减轻其刑，不从全盘情况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给反革命罪恶分子以应得处分，这也是宽大无边的具体表现。不咎既往只是对协从或已立功足以赎罪的分子才有可能，对首恶及怙恶不悛的分子是不适用的。要知道“我们怜悯敌人，但敌人是不会感激我们的”。
依以上分析，虽然你院存在着轻刑倾向是严重的。但不等于说你院在与反革命作斗争中没有成绩；成绩是有的，为了巩固这种成绩，希望你院重视现存的偏向，并及时克服，以端正政策，显示人民法院应有的职能。为此，你院接到本指示后，应即进行以下工作：
一、重新详尽传达最高人民法院吴副院长报告中“人民法院任务与审判方针”部分，及政务院两次指示，并组织专门讨论，使审判员同志们真正领会其精神与实质。进而深入检查工作，重点放在检查反革命案件及危害国家经济案件上（如伪造人民币等），从深入检查工作中来体会中央指示及本指示所指出的诸问题，以便提高同志们政策与业务水平，有利于端正政策，发挥人民民主专政作用。
二、凡属重大案件（如反革命，危害国家经济及一般刑事判死刑等），除小组评议外，必须经审委会讨论，你院审委会应有定期例会，按时讨论案件，院长除平常抓紧汇报随时了解案情外，必须抓紧审委会工作，以便更进一步掌握案情和正确贯彻政策，同时亦是帮助审判员学习，逐渐提高他们的办法之一。
三、依据本指示精神检查工作纠正偏向后，必须作出检查工作总结，总结精神应以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政策水平，显示人民民主专政功用为主。对审判员同志们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的问题，适当的批评，亦为着教育的目的，但不是追究责任问题。
四、希望这次检查工作总结，在12月半以前报告我们。